第十章
隨風逍遙，快樂人生
逍遙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但逍遙絕對不是讓你四處亂撞，無所事事，而是讓你的心處於一種自由快樂的狀態，忘掉那些世俗的煩惱，樹立生活的信心。這樣，才能做到真正的逍遙，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
忘卻世事，與道共存
【原文】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大意】想要免除形體的操勞，不如忘卻世事。忘卻世事就沒有勞苦和拘累，沒有勞苦和拘累就是走上正確的道路，走上正確的道路就能跟隨自然一起生存與變化，跟自然一起生存與變化也就接近於大道了。
在莊子看來，世俗中的人們，熙熙攘攘，皆為名來，又皆為利往，而且縱情於聲色貨利，所以使得自己疲憊不堪。而莊子則甘願清貧，保持淡泊寧靜的本色，顯示出自己不同於世俗之人的高遠境界。實際上，縱觀曆史，我們就會發現，凡是能夠在某一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無一不是有理想、有抱負，而且能夠耐得住寂寞的人。比如，被後世稱為“書聖”的東晉時期的書法大家王羲之，就是一位得“道”之人。
王羲之（公元321年—379年，或公元303年—361年），字逸少，號澹齋，原籍琅琊臨沂（今山東），後遷居山陰（今浙江紹興），由於他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所以世人又稱他為“王右軍”、“王會稽”，是東晉偉大的書法家，被後人尊為“書聖”。
當時，由於王氏宗族在朝廷中有著顯赫的政治地位，因此王羲之從小就受到深厚的書學熏陶。從七歲起，他便跟隨當時著名的女書法家衛夫人（衛夫人名叫衛礫）學習書法。成年以後，王羲之又開始離家遠遊，遍訪中國北方的名山大川，瞻仰臨摹名家名碑，博采眾長，終自成一家。
雖然王氏家族在當時擁有著顯赫的政治地位，但王羲之並不喜歡做官，據《 晉書 》記載：“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招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在很多人的眼裏，吏部尚書這樣的官位是很多人做夢都想得到的，而且朝廷還是“頻招”，也就是說在留著官位等著王羲之去做，這樣的誘惑在曆朝曆代，都是不能不讓人動心的。可王羲之卻“皆不就”。可見，王羲之的內心世界是何等的孤傲了。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魏晉時期，王羲之等名士的作為能夠被後人稱為“魏晉風度”或“魏晉風骨”，並為後世文人所崇仰和追求的原因了。
後來，由於揚州刺史殷浩非常看中王羲之，於是又多次勸他出仕為國家效力，報效朝廷。王羲之被深深地感動了，於是出來擔任右軍將軍，會稽內使。但是，王羲之並沒有想到，他隻是被當作一塊招牌擺在那裏而已，並沒有發展自己才幹的天地。王羲之不甘心自己隻是被擱在一個閑職的位置上，於是他多次請求調到當時的軍事重鎮宣城，但他的這個請求並沒有得到殷浩批準。
由於王羲之生性敏銳而高傲，而東晉時期又是政治十分黑暗的時期，深感官場汙濁的王羲之便決然退出政治的舞台，並將滿腔熱情都投入到書法事業上。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在蘭亭（在浙江紹興城西南的蘭渚山下）進行“修禊”。這一天，“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放眼望去，“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大自然是那樣的和諧、自由、活潑，而且生生不息。於是他們便圍坐在曲水之畔，並開始玩起遊戲，將酒杯置於水中，任其隨水漂流，隻要酒杯停在誰的麵前，誰就要將杯中的酒喝完並賦詩一首。這樣的遊戲，雖然沒有音樂伴奏，但喝一杯酒，吟一首詩，對於他們來說，卻“足以暢敘幽情”。於是大家一邊飲酒賦詩，一邊談天說地，怡然自足。
正是在這樣一個草長鶯飛的暮春時節，王羲之抬頭看到的是廣闊的天空，低頭看到的是萬物的繁茂，大自然以其生生不息的廣袤，使他感到在無拘無束的自然懷抱之中，心情才是最舒暢的，思想也是最為活躍的。同時又使他意識到，在這蒼茫的宇宙中還包含著很多玄機，需要自己用心去領悟才能參透！
也正是在這一天，大家做完詩之後，便公推王羲之為這些詩集寫一篇序文。當時王羲之已經喝得微醉，於是便趁著酒意，拿起鼠須筆，在蠶繭紙上揮毫潑墨，寫成《 蘭亭集序 》，這就是後來名震千古、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 蘭亭序 》。
王羲之在別人都爭著去做官，而且朝廷又專門為他留出官位時，卻堅持不出，後來被別人拉進官場後，他又迅速辭官。這樣的人，其實正如莊子所說的“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這因為這樣，才使得王羲之成就他的“書聖”地位，並影響此後中國書法審美的方向。天地之正，以遊無窮
【原文】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大意】遵循宇宙萬物的規律，把握“六氣”的變化，遨遊於無窮無盡的境域，他還仰賴什麼呢？
莊子曾經是一名漆園小吏，由於他對當時的戰亂感到不滿，對人民長年生活在痛苦之中表示憤慨，但他又無法去反抗和改變這種狀態。麵對物欲橫流而喪失本心的世人，以及爭奪權柄的諸侯，莊子隻好選擇遠離人群，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並終老山林，與鳥獸同群而獨善其身。在自己所建構的價值世界中，沒有受到任何的牽累，悠然自處，怡然自適。
晉朝時，曾寫出傳誦至今的名篇——《 桃花源記 》的著名文學家陶淵明，他的思想也是和莊子一脈相承的。
陶淵明（公元365年—公元427年），東晉潯陽柴桑人，字符亮，名潛，世稱靖節先生，自稱五柳先生。後世稱他為“百世田園之主，千古隱逸之宗”。
陶淵明是漢魏南北朝800年間最傑出的詩人，同時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田園詩人。他開創了田園文學這一文學潮流，詩文充滿田園氣息，而他的名士風範和對生活的熱愛，更是影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文人，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都深受其影響。因此，他的名字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其詩今存125首，從內容上可分為飲酒詩、詠懷詩和田園詩三大類。
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曾做過晉朝的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和父親也都做過太守。但到陶淵明的少年時代，家族的顯赫已經成為曆史，家庭衰微，生活也開始陷入困境。陶淵明八歲時便已喪父，十二歲時母親又病逝，後與外祖父孟嘉在一起生活。由於孟嘉是當代的名士，家裏藏有很多書，這樣就給陶淵明提供閱讀古籍和了解曆史的條件。當時，很多學者以《 老子 》和《 莊子 》為宗，而罷黜《 六經 》，而陶淵明則既學《老子》和《 莊子 》，又學儒家的《 六經 》和其他一些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受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陶淵明接受道家和儒家兩種不同的思想，既培養“性本愛丘山”的誌趣，又有“猛誌逸四海”的壯誌。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陶淵明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出任江州祭酒。然而，由於當時門閥製度森嚴，而陶淵明卻出身庶族，因此經常受到排擠，隻好辭官回家。後來，州裏又來召他做主簿，他又謝絕了。
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淵明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占據著長江中上遊，並打算起兵篡奪東晉政權。陶淵明當然不願意與桓玄同流，更不願意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於是發出長長地歎息，又一次辭官回家。
元興元年（公元402年）正月，桓玄舉兵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並於次年稱帝。元興三年（公元404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起兵征討桓玄。於是，陶淵明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為平桓玄之亂立下汗馬功勞。然而，當陶淵明後來看到劉裕為剪除異己，殺害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本應該殺掉的桓玄的心腹王諡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時，使陶淵明又感到深深的失望。於是他於義熙元年（公元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下。但劉敬宣離職後，陶淵明也跟著辭官了。同年秋，陶淵明又出任彭澤縣令，但當他剛上任第八十一天時，正好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對陶淵明說：“當束帶迎之。” 陶淵明歎道：“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說罷，便掛印去職，從此與統治階級徹底決裂。
陶淵明辭官後，便和夫人翟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過著雖然貧困卻自由的田園生活。而當陶淵明真正拋棄那些所謂的“功名利祿”之後，一個無限舒展的世界才真正向他敞開，使他的精神境界邁向另一個更高的層次，並為後世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文。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深感自己已經不久於人世的陶淵明給自己寫下三首《 挽歌詩 》，其中第三首的最後兩句是這樣寫的：“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由此可以，他將死亡看得是那樣的平淡自然。
陶淵明十三年的宦海生涯，最後以彭澤縣令告終。在這十三年中，他為實現自己“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不斷地嚐試著，但在不斷地失望，甚至絕望之後，他隻能回歸於“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桃花源記）的田園生活中。而他的詩文，也與日月同輝，一直照耀著中國文學的天空。
要有大智慧，不要小聰明
【原文】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意】才智超群的人廣博豁達，小聰明的人則樂於細察、斤斤計較；合於大道的言論就像猛火烈焰一樣氣焰淩人，拘於智巧的言論則瑣細無方、沒完沒了。
莊子認為，才智超群的人，不會拘泥於細節，而且心胸開闊；而真正會說話的人，他雖然說的話不多，但卻有一種威懾力。這樣的人，即使生活在亂世，也能夠活得逍遙自在。
齊桓公之所以能夠在春秋時期第一個稱霸天下，就是因為他豁達大度，不計前嫌，任用與自己有仇的管仲，並把治理國家的大權放心地交給管仲。
起先，齊桓公並不能完全聽從管仲的計策。有一次，齊桓公決定伐魯，管仲見時機不對，便立刻勸阻齊桓公不要發動這場戰爭，但齊桓公並沒有聽從管仲的勸阻，而是一意孤行，結果在長勺（今山東曲阜北）大敗。戰敗後，齊桓公感到很羞愧，同時深信管仲確實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忠臣，於是就將治國大權完全交給管仲，並尊他為“仲父”，讓管仲放手治理齊國。自己則成天呆在宮中，和後妃們過著優哉樂哉的生活。
管仲得到齊桓公的授權後，立即對齊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當時，隻要有其他的大臣要向齊桓公稟報國事，齊桓公就直接對他們說：“請找仲父去！”後來，一些不懷好意的人見管仲得到齊桓公的信任，十分嫉妒，就跑到齊桓公麵前說管仲的壞話，但齊桓公對仲管卻仍然深信不疑。一些宗親們也因為管仲改革危害到他們的既得利益，經常跑到齊桓公麵前告狀，甚至誣陷管仲要謀反，齊桓公則安撫這些宗親們，對他們說管仲的改革不是針對哪一個人，而是要讓整個齊國變得強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