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中陣亡的蒲江縣籍官兵有連長楊顯謨、文書上士楊開樹、二等兵解子成（33歲）、李玉昌（23歲）、李林（27歲）、洪太長（27歲）、陳茂先（26歲）、陳茂青（20歲）、楊玉堂（22歲）、唐科舉（26歲）、丁建堂（24歲）等。
四十七軍在長治、東陽關英勇作戰，盡管東陽關和長治城最終陷於敵手，但仍受到晉東南民眾和國人的高度評價和讚揚。一七八師在轉移長子縣的途中，有兩名傷兵筋皮力竭，開始是跟在大隊伍的後麵走，後來終於掉了隊。正在惶恐之中，遇到黎城縣縣長何公振帶著幾個人在城外巡視，看見是我掉隊傷兵，立即予以安頓和收治。傷愈返部之時，何縣長特地托這兩位叫李平和周玉清的傷兵給李家鈺了一封信。當李家鈺從信封中抽出信簽展開時，一紙工整的蠅頭小楷映入眼瞼：
李軍長麾鑒：
東陽關之役，貴軍官兵英勇抗敵，經一周血戰，日寇傷亡千餘，我忠勇官兵作戰壯烈犧牲者亦在二千人以上。黎城民眾對此可歌可泣之事極為崇佩敬仰，久而難忘，除陣亡官兵由地方民眾清理埋葬舉行追悼及負傷官兵已由地方政府收容治療外，並在東陽關建立“川軍抗日死難紀念碑”一座，在皇帝陵建川軍廟一所，每年二月十七日演戲一日，以誌不忘。
黎城縣縣長 何公振 敬上
李家鈺看畢信，一陣鼻子發酸，雙眼發澀。於是閉上眼睛，心潮起伏，思緒良久。繼又睜開眼睛，久久地盯在信函上，連歎：“不負民眾了，晉南民眾知我也！”隨即下令將此信昭示全軍，人人必讀。以至後來很多年，一些官兵尚能背誦。
另據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電稱：“李家鈺部前在東陽關、長治一帶抗戰，其可歌可泣之事甚多。該軍器械不如敵軍之優越，然官兵犧牲之精神，莫不令人敬仰。在長治城中，全團殉城死節，子彈完後，繼以槍頭拳腳與敵巷戰肉搏，斃敵達兩千左右。官兵寧願餓死，不願掠奪，深為民眾所景仰。現潞城至黎城途中，民眾自願為該軍修建廟宇及紀念碑甚多，大小廟宇，皆立該軍陣亡將士神位，堪為我軍之表率。”
又有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刊載《長治我軍苦戰，有極壯烈犧牲》，稱李家鈺所部“堅守長治四門，苦戰累日”，城破後“我守城司令李克源等督率士兵，肉搏巷戰，殺敵極多”，“營長楊嶽鬆、連長夏撫濤等血戰不屈，為國損軀”。
李家鈺四十七軍在戰鬥中不屈不撓、前赴後繼的精神，不僅受到我國軍民的讚揚和肯定，甚至也受到了他們的對手的敬佩。日本民族是一個崇尚武士的民族，以敢於犧牲、敢於以死殉節為武士精神的最高境界。從封建割劇的慕府時代開始，到明治維新之後，一直以武士精神為立國之本，以忠君、武勇、不怕死的傳統精神教育國民和軍隊。在這種獨特的教育方式下，它的軍隊極端鄙視和瘋狂殘殺俘虜，卻也往往對於敢同他亮劍拚殺至死的對手報以尊敬，而不論是自己或對手最終倒在地下。
日軍戰領長治後，一些僥幸逃脫屠殺的老百姓和一些被老百姓隱藏起來的傷兵都看到了這樣令人奇怪的一幕：日軍將城中陣亡的四十七軍官兵千餘人移屍南門外予以安葬，然後一隊一隊排著整齊的隊伍來到安葬地點立正站立。軍官“依裏哇啦”訓話後，下令其“大日本皇軍”官兵列隊焚香脫帽，向我官兵公墓敬禮，對這些與自己拚死搏鬥、英勇犧牲的“支那兵”表達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