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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日一早，林彤就跑來找我，因為約好是今天由我陪著去漢口那邊兒。
馮長官打昨天下午出去開會，就一直沒有回來。出門時，我無意中聽到他交待同行的徐泊，開會的地點並不是蛇山南麓的軍委會辦公地，而是什麼中央銀行。
徐州陷落後，武漢理所當然地成為日軍的下一個主攻目標。作為中國事實上的戰時首都，防守武漢的壓力自然不隻是落在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的肩上，整個國民政府和軍委會都如履薄冰。
當然，在普通市民與下級軍人看來，形勢的嚴峻似乎遠未到達風聲鶴唳的程度。人們並不知道去年南京淪陷的當天，軍委會就已經製訂出以武漢為核心的《第三期作戰計劃》；而在其後數月間，這一計劃又根據全國抗戰、尤其是津浦路作戰的形勢，不斷修訂，幾易其稿。
今年年初，軍令部提交的《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中，明確提出“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所謂“武漢已為我抗戰之政治、經濟及資源中樞，故其得失關係至巨。惟武漢三鎮之不易守，而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麵之無險可守，盡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雜湖沼，尤非可戰之地，故欲確保武漢則應東守宿鬆、太湖，北扼雙門關、大勝關、武勝關諸險，依大別山脈以拒敵軍，並與平漢段之積極行動相呼應……據三鎮而守，於近郊而戰，則武漢僅此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敵之圍，則勢如甕中之鱉，困守南京之教訓殷鑒不遠矣……”
憑心而論，此一報告旁援博引，近到南京之敗、遠至坦能堡會戰，並詳析江漢地區現實條件，確屬有理有據。因此一經提交，便立即為軍方高層首肯，甚至被奉為上策。
為貫徹這一戰略，武漢外圍已經構築起一條南起賀勝橋、梁子湖，北至陽邏、橫店的新式野戰防禦工事帶，用以應對東麵來敵的預想。我差不多一直呆在武昌，實在無緣親睹何謂新式野戰築城方式。據說，是先由幾個兢兢業業的德國軍事顧問指揮修建了兩個模範陣地，繼而才向整個防區推廣的。
其實，徐州失守後，我對坊間與官方各種層出不窮的所謂新戰法、新綱略已不抱幻想。隻要能守住武漢，不至於讓國家早已疲弱不堪的心髒再度西移，就算你把武漢外圍方圓數百華裏的地下全部掏空、埋上炸藥，或是扒開下遊堤防，來個水淹七軍，也不失為王佐斷臂的絕戶之策。
我跟在樓裏遊蕩的畢勝打了聲招呼，便走出了這座小樓。
所謂副委員長官邸，不過是千家街上的一座青磚紅瓦的西式兩層小樓，據說過去是這個教區的教牧人員住宅樓。自然，早就皈依了基督教的馮長官住在這裏當是再恰當不過了。隻是，在這座頗有些場麵的大院兒裏住著的，並不隻副委員長一家，東樓和東南樓裏還住著一些個從各地彙聚江城的文化人，大名鼎鼎的舍予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林彤在院門外等得有點兒不耐煩。見我出來，挽起我的胳膊就直接跳上早就候在一旁的人力車。而很快，我便清楚了足令她焦躁的理由——過江，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尤其是在戰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