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戰略防禦-第十一節“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較量”07
公正地說，當年的印度是同情新中國的，畢竟是同為剛剛贏得獨立的新興國家，大家有著共同的境況、共同的利益。但尼赫魯們骨子裏的含鈣量太低，把參與國際事務，扮演大國角色的希望寄托在西方世界的施舍上，因此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始終不堅定，腰杆也始終硬不起來。
因受美國的牽製，印度部隊對“南營”歹徒們的管理，始終也是鬆鬆垮垮。特務們自然也就更加囂張。王東原對特務們布置道：“指導各戰俘營屆時拒絕解說，一旦共幹入營，即予格殺。”
美國駐東京的特務佛特提出的要求是：
“要控製戰俘，他們隻許說一句‘我回台灣’。對於中共代表，要盡量地謾罵、毆打，能打傷、打死更好。”
因此，由第68軍政治委員李呈瑞和第38軍參謀長李際泰率領的一百餘名解釋人員一進入“南營”，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一群群歹徒們舉著青天白日旗，戴著青天白日帽徽，嚎叫著向他們投擲石塊、石灰粉甚至匕首，而那些身著美式軍裝的蔣軍特務裝扮的“觀察員”們則在一旁大聲叫好。
在第一次解釋時，我方解釋人員天不亮就起床、吃飯，提前乘車趕到幾十裏外的東場裏解釋場地，等待進行解釋工作。但一直等到八點也不見戰俘蹤影。原來是美蔣特務控製、威嚇戰俘不讓聽取解釋工作。直到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蒂邁雅將軍親自出麵過問，也大半天未能將戰俘帶到解釋帳篷，一直拖到下午四時半，解釋工作才得以開始。
而解釋工作開始後，各帳篷中的美方代表夥同由台灣來的所謂“翻譯”（實際是特務）又違反規定，采取各種手段幹擾、威脅戰俘。雖然各帳篷內印方主席大力製止，亦不能全部奏效，致使戰俘驚魂不定，解釋一個人回來，要花費很長時間。比如一個名叫肖達山的戰俘，在反複聽過解釋後，吞吞吐吐說了一聲“我回去”。但是回哪裏去？是回原戰俘營場，還是回國呢？並不明確，同時他也不敢站起來向遣返的門走去。因此隻得再為他解除顧慮。過了半晌，他又是一聲低低的“我回去”。這樣連續反複三次說過“我回去”後，他見我方觀察代表董某對拘留方代表大聲喝道：“你在這裏沒有說話的資格！”這才壯起膽來，堅定地說：“我回國去！”
一場攻堅戰終於結束了。但這時天色已黑，已經不可能再繼續解釋了。
我方紅十字會代表也隻能隔著鐵絲網同我方被俘人員見麵。他們的探視工作飽受阻撓和破壞，甚至連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證。
1953年10月9日，印度總理尼赫魯發表演說，他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談到了戰俘問題：
“很明顯，有人曾對某些戰俘進行過威脅或施加壓力。如果這種威脅繼續下去的話，那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將不能起什麼作用。那樣的話，就不需要我們到那裏去。整個安排將成為一幕滑稽劇。”
恐怖繼續在“南營”蔓延。由於“聯合國軍”方麵有意拖延，解釋工作從10月15日才得以開始進行，至12月3日就被迫匆匆結束。
其間，中朝方工作人員僅僅進行了十天的解釋，特務們不允許大多數戰俘出來聽取解釋，出來傾聽的又大多是些叛徒和特務，一進帳篷就又踢又叫又打又罵。有時一天之內就有十多個解釋人員被打。根據毛澤東“堅持鬥爭，不能隨便撤退”的指示，我方代表們仍然耐心解釋，終於在這些聽取解釋的人中爭取到了一百三十八人當場選擇了回國之路。許多戰俘在特務的恐嚇威脅之下已經神經失常，他們一進來，就不住地磕頭，令人心酸不已……
直到解釋工作結束為止，一萬四千多名中國戰俘中，僅僅有兩千多人聽取了解釋。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中方代表提出了嚴正抗議，並專門召開了新聞發布會揭露對方違反有關戰俘解釋的規定。從10月15日至12月23日，解釋工作因一再停頓隻進行了十天，還有85%的戰俘未能單獨聽取解釋，此後這一工作在特務的阻撓下已經無法再進行下去。
盡管障礙重重，在解釋正式開始前，仍然有一百二十七名誌願軍戰俘利用各種機會衝出鐵絲網找到印軍，要求遣返，同時還披露了特務控製在戰俘營造成的血腥恐怖。在解釋停頓期間，又有二百多名戰俘利用特務製造的“連環保”的空隙衝出隊列和帳篷，找到印度部隊要求遣返。
兩萬零三百餘名誌願軍戰俘，最後踏上歸國路的隻有五千六百四十人，而其餘的一萬四千七百零四人“拒絕遣返”，實際上是被“聯合國軍”變相扣留。後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 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五人被裹脅送往台灣，四百四十人回到了大陸，十二人去了印度，還有十七人去向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