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在鄂豫皖屠殺了數以千計的中共黨員、幹部和無法統計的群眾。為了掩蓋這一血腥罪行，他於11月25日給臨時中央寫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國燾報告蘇區發展經過及肅反勝利原因》的報告。他對鄂豫皖根據地的黨和紅軍作了顛倒黑白的汙蔑：“這一蘇區整個說來，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商人和高利貸者，特別是在領導幹部中”。他說黃麻地區黨堅持武裝鬥爭創建紅軍的革命活動是“采取了土匪行為的政策，經過了燒殺、苦戰、立三路線，以致與真正土匪之分化”而形成起來的。汙蔑商城的共產黨員“實是國民黨左派”，“腳踏兩隻船”，“成則為工農革命之英雄，敗則搖身一變而為國民黨”，“始終與改組派聯係著”。汙蔑六、霍、壽縣等處的黨組織始終是地主富農分子占絕對優勢，“皖西反革命之特別多，幾乎各級指導機關充滿了反革命“。在報告中，他還吹噓這一殺人如麻的“肅反比富田事變所得經驗還大，可以為全黨的教訓，特別是整個蘇區可以利用這一經驗。”
受騙於張國燾的臨時中央卻於11月3日致信鄂豫皖中央分局：“中央完全同意關於反對4軍領導幹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確路線的決議”，“肅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須堅決的進行。”1932年2月28日，臨時中央又指示皖西北中心縣委：“研究和學習鄂豫皖肅反的經驗與教訓，廣泛地在黨內黨外宣傳反革命的一切破壞革命的陰謀與罪惡，要成為你們目前一切工作進行中的不可分離的工作。”
1931年9月開始的以白雀園為中心的大“肅反”，是張國燾借推行王明宗派主義肅反政策，達到剪除異己，實現其軍閥主義個人獨裁統治目的的，“使大批優秀的同誌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內極可痛心的損失”（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革命史上一次極為慘痛的教訓！
1931年9月，張國燾親自主持的白雀園大“肅反”，被冤殺的幹部戰士，據全國解放後編寫的有關資料估計，總數約在2500人以上，不知名姓的地方幹部和群眾被冤殺的，就更不知有多少！被以階級異己分子清洗和殺害的知識分子，誰也說不清有多少，被以肅反手段殘害的人有多少，至今也無法精確統計。
張國燾“借口肅反排除異己，對不少優秀的領導幹部進行了罪惡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此後，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領導，便在鄂豫皖區紅軍中逐步占了統治地位。”（注：徐向前《鄂豫皖紅軍的反圍攻鬥爭》。）
從1931年9月開始的，張國燾親自主持的，以“肅反”為借口，達到排斥異己，實現軍閥主義個人統治目的的大“肅反”，殺害了大批紅軍和地方的為創建鄂豫皖紅軍和根據地的幹部，嚴重地削弱了黨和紅軍的戰鬥力；殺害一大批經過戰爭考驗，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紅軍將領和中下級軍官，使紅軍的作戰指揮能力和軍事理論水平大大下降；殺害一大批地方幹部和群眾，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降低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清洗並殺害大批知識分子，使黨的理論水平和政策研究水平日益低下，使紅軍的智力結構發生極其嚴重的惡劣變化；實行大規模的清洗政策，把那些出身不好，而革命又最早、最堅決的好同誌清洗出革命隊伍，極大地削弱了黨和紅軍的力量；實行不給富農經濟出路，不給地主以生活出路，擴大了根據地的不安定因素；實行過左的土地政策和不正確的階級劃分，侵犯了中農的利益，使中農發生動搖，使貧農、雇農孤軍奮戰。這一大“肅反”，也極大地助長了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領導和黨內隨聲附和、盲目服從的不良風氣，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組織幹部政策受到極大破壞。所有這些，都無疑地種下了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