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11師師長兼第33團團長周維炯，是商南起義的領導人，紅4軍的創建者之一，馳騁沙場的紅軍戰將。他對張國燾到根據地後所推行的一係列錯誤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力的抵製。因此，張國燾一心想除掉周維炯這顆硬茬。張國燾根據敵特口供，誣陷他要和許繼慎等帶兵投降蔣介石，並把這個捏造的假案刊登在黨刊上。周維炯被捕後，遭到陳昌浩的嚴刑毒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張國燾要的所謂拉隊伍到長江邊投敵的“全盤反革命計劃”的口供，卻一句也沒有。周維炯此時拚盡全力，痛斥張國燾：“我從暴動到現在，沒有離開過根據地，天天和反革命打仗，我不是反革命！你專門殘害革命同誌，你才是正真的反革命！”不久，張國燾下令在白雀園殺害了周維炯。在臨刑時，周維炯還大聲痛斥張國燾：“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正真的反革命！”周維炯犧牲時年僅26歲。（注：《不屈的共產黨人》（4）第192-193頁。）
在白雀園“肅反”中，張國燾先後殺害了紅12師師長許繼慎、副師長肖方、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吳荊赤、薑鏡堂、師參謀長兼第36團團長魏孟賢、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紅11師師長周維炯；紅10師師長陳奇、副師長程紹山、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師參謀主任柯伯元、範沱；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軍委秘書長陳翰香，原紅4軍政治部主任曹大駿，以及潘皈佛、羅炳剛、査子清、李奚石、高建鬥、封俊、江子英、黃鋼、王長先、袁高甫、王明、任難、廖業祺、劉性成、吳雲三、王則光、曹光南等團以上幹部。營以下幹部和戰士被殺害的不知其數，現已無法準確統計。紅4軍4個師12個團的團級幹部，經過“肅反”，隻剩下兩個人，有的團、營以上幹部換過3次，排、班幹部大部分換過兩三次，有的換過4次。（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40頁。）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承認：這次的肅反案，被捕者約600人，······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30人，判處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鄂豫皖蘇區彭楊軍事政治學校作《關於此次肅反詳情之報告》中說：這次肅反中被戴上改組派、AB團、第三黨帽子，作為反革命被殺的，僅在紅4軍中，就“有兩個師長許繼慎、周維炯，1個師政治委員（龐永俊），8個團長，5個團政治委員（團長潘皈佛、吳雲三、高建鬥、王則先、肖方、王明、魏孟賢、曹光南；團政委封俊、江子英、袁高甫、吳荊赤、劉性成）兩個師政治部主任，12個團政治部主任，各級經理處、參謀處副官亦有許多，連、排長亦有一部分。這次肅清改逆1000人，富農及一切不好分子一千五六百人。1931年12月24日，《列寧報》社論說紅4軍中“肅反”，“逮捕了1000個改組派、AB團、第三黨分子。”（注：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44、145頁。）
徐向前、倪誌亮在《鄂豫皖蘇區紅軍曆史》中也寫到：”4軍移白雀園後，張國燾亦由新集來白雀園主持肅反，······在這一主觀主義的逼供信的肅反中，紅4軍中的各級幹部除少數幸免者外，幾乎都一網打盡了。以前逮人還在上級，這時捕人已深入下層了。在這次大肅反中，······主力4個師共12個團的幹部中，今天屈指可數者隻剩下倪誌亮、王樹聲二人，其他都被捕殺了。據程世才個人回憶，在肅反過程中，30團換過3次團長，政委、主任也換過二三次，······有的換過4次。這大批撤換的各級幹部，都是以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名義逮捕了，有的送到後方保衛局，有的就在前方槍斃，或用石頭打死。如30團在大肅反中被殘殺的班以上幹部，估計起來大約有500人上下，其他各團，並不少於30團。這些被逮捕的各級幹部，除少數幾個放出來未殺，或仍回軍隊工作外，一般都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而殺害了。又據徐琛吉回憶，“在六安獨立團的肅反中，有一次班長以上的幹部一律以反革命罪逮捕了，這次一下子就捕了200餘人。這說明當時在地方武裝肅反中，逮人殺人也是很厲害的。究竟有多少人，當時很少有人知道的。”當時“在蘇維埃政權中，黨的各級機關中、工會中與群眾中逮人殺人的現象也和軍隊內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