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4軍指戰員對放棄打勝仗的機會而北返根據地的行動，十分不理解，一時間軍怨沸騰。9月4日，紅4軍北上至雞鳴河宿營。9月5日，曾中生主持召開黨支部書記和指導員以上活動分子會議，公開討論了張國燾8月27日發出的《鄂豫皖中央分局軍事委員會給中生向前信》等4封指示信。與會幹部都不同意張國燾不符合事實的錯誤指責。絕大多數同誌認為，紅4軍南下中已取得了偉大勝利，應繼續留在現地區，開展英、蘄、廣等地的工作，恢複原蘄、黃、廣根據地，並在長江北岸積極活動，牽製敵人，配合中央蘇區反第三次“圍剿“的行動，減輕國民黨對中央根據地的壓力。同時，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周圍的敵人尚無發起新的“圍剿”跡象，老區糧食和物資供應有相當困難，調紅4軍北上是不適宜的。曾中生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起草了《紅4軍給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除在組織上絕對服從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軍委會作積極誠懇的申述的必要”。曾中生在信中還列舉大量事實，逐條駁斥了張國燾對紅4軍南下作戰的無理指責，是“完全憑借片麵的根據和純從主觀出發，與我們前方行動的事實、意義和客觀環境是絕對不相符合的。”最後，曾中生批評了張國燾進攻安慶的冒險計劃。會上，群情激奮，通過申明書，並決定派軍政治部主任劉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陳述意見。第12師政治部主任吳煥先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在組織上不應違反分局的命令。雞鳴河會議在軍事行動方針上堅持正確意見，無可非議，但從組織原則上來說，畢竟是下級組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反對上級組織的指示，這是不妥當的。結果，給張國燾抓住了把柄。“南下之爭，本是戰略方針的分歧。我們給中央寫了報告，張國燾當然也寫了報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個什麼態度呢？11月3日，黨中央給鄂豫皖分局的信裏，作了回答。那時的中央，對他們派來的張國燾等人相當器中和信任，所以盡管張國燾的東出方針不對頭，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詞是相當委婉的······對於堅持南下方針的我們就不同了，羅織了一大堆罪名。所謂‘立三路線的重複’、‘嚴重的反黨錯誤’、‘汚辱了工農紅軍中的政治工作的光榮’等等。信裏還特地點了曾中生同誌的名，說他‘決不能繼續在紅軍中擔任任何領導工作，同樣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的職務亦是不能擔任’。這就為張國燾進一步打擊曾中生同誌，推行王明路線，提供了‘尚方寶劍’”。（注：徐向前《曆史的回顧》第152頁。）
張國燾又因許繼慎等支持曾中生的南下方針，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借口作風問題，指責許繼慎“在多方麵保有軍閥土匪的習氣”並認為“反中央局領導的暗流”“是許繼慎撥弄起來的”。（注：陳昌浩《在鄂豫皖蘇區彭楊軍事政治學校作關於此次肅反詳情的報告》1931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