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為了貫徹共產國際1929年10月26日給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改組派的指示信，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福田事變的決議》，指出“各蘇區的改組派、取消派······都必然是江西AB團的第二”。所謂AB團，是當時國民黨潛伏在紅色區域內的反革命特務組織。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王明在《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中說，“許多蘇維埃區域富農成分充滿在黨及蘇維埃領導機關中，甚至在一部分紅軍隊伍中，改組派、AB團、取消派都能有許多機會利用來作為反革命活動。”王明還指責各根據地“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有計劃的執行”；要求在黨、紅軍、蘇維埃政府內部，加緊進行“肅反”。其實，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所謂國民黨改組派，以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的出現，恰好是反動營壘分裂的表現。王明不懂得利用這種分裂，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蔣介石集團的策略，反而把他們看做“最危險的敵人”。再說，“改組派”和“第三黨”人數很少，在蘇區特別是在鄂豫皖根據地也沒有什麼組織活動和影響。至於肅反，當時在赤白對立的嚴重形勢下，蔣介石集團派遣特務、探子來根據地進行破壞、搗亂甚至策反活動，早已屢見不鮮；各根據地的黨和紅軍，也從來沒有間斷過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7月下旬，張國燾主持召開了鄂豫皖蘇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肅反決議案》，發出了《給皖西特委一封信》，要求“對一切政治派別及反革命分子應嚴格逮捕”。接著，各級黨委都召開了相應的會議，積極部署肅反工作。張國燾還將原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改組為政治保衛總局，遷至新集，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周純全任局長，直接受鄂豫皖中央分局領導，一切聽從張國燾指揮，專門對付張國燾所認定的那些“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人。接著，蘇區各縣也相繼成立了政治保衛分局。
鄂豫皖根據地的糧荒在中央分局成立之前就已十分嚴重。1930年3月，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加緊反對富農”的指示，指責鄂豫皖邊特委的“富農與機會主義的路線非常的嚴重”。根據這一指示，鄂豫皖邊特委在蓮花背召開會議，通過了《反富農問題決議案》。9月18日，中共鄂豫邊特委發布《通告第16號——組織貧農委員會》，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及群眾組織“加緊反富農”。此後，許多地方沒收了富農的土地或者分壞地；有的地方將富農趕上山開荒；更有甚者，將富農一殺了之；對中農也實行征發。由此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的糧食生產積極性。曾中生來鄂豫皖糾正立三路線時，由於季節原因，隻能開源節流、調劑平衡來緩解糧食不足的矛盾。張國燾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下決心盡快解決糧食問題。5月16日，中央分局發布第2號通知，作出“為節約糧食各機關日吃一頓稀飯的決定”。翌日，又發出第3號通知，改為日食兩頓稀飯。5月29日，再發《通告第2號——關於舉行糧食運動周的事》，要求各地黨、政、機關人員和群眾在7天內每人至少種植5棵瓜滕，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雜糧，並負責照料到收獲，還要勸老人、小孩每人至少種一棵瓜滕。6月4日，又發出通告，提出開展春耕運動，“務必要做到使蘇區內的每畝耕地都能栽上秧”，隨後又提出“一鬥水田不要讓他荒掉，滿插稻子“，“可種植的山地，同樣不可讓他空了”。各地紛紛行動起來，開展春耕生產運動。鄂豫皖蘇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糧食問題決議案》，提出了解決根據地糧荒問題的八項措施，包括獎勵生產、節約糧食、糧食互濟，放開糧食價格、儲蓄糧食等。由於實行了這些與立三時期的糧食政策不同的政策，加上張國燾等黨政領導的帶頭執行，因此受到根據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擁護，使張國燾和中央分局的威信迅速提高。根據地人民通過努力增加生產，不僅度過了青黃不接期間的糧荒，而且在空前水災之年，獲得了農業生產的巨大豐收，為創造鄂豫皖根據地更大的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