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達到對紅4軍領導改組的目的，張國燾又把利刃指向了軍政治委員餘篤三。餘篤三，湖北人，工人出身，中共黨員。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他曾同李劍如等一起反對過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的教條主義，被誣為“反國際反支部局的反黨小組織，實際上走到與托洛茨基派聯盟”。在蘇共清黨時，餘篤三被開除出黨，不久又被恢複黨籍，1930年被送回國內“學習考察”。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分配他到鄂豫皖擔任紅4軍政治委員。1931年王明掌握中央實權後，仍記前嫌，立即派人代替了餘篤三的工作。曾中生當時以特委代表大會主席團的名義拒絕了王明派來的人。5月31日，王明以中央的名義給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寫信，強調指出，餘篤三無論表現如何，調換其工作都是異常正確的。張國燾唯王明之命是從，立即撤消了餘篤三的軍政委職務。
張國燾接下來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徐朋人了。徐朋人（1903—1932），湖北黃安人，北伐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在黃安領導農民運動，1927年參加黃麻起義。1928年後，與吳光浩、戴克敏等共同領導鄂豫邊區的武裝鬥爭，曆任中共鄂東特委委員、鄂東北特委書記、鄂豫邊特委書記、鄂豫皖特委委員等職。1930年去上海出席“蘇準會”，參加了反對王明上台的鬥爭，被王明誣為“右派”，撤了職。徐朋人回到鄂豫皖蘇區後，又抵製了張國燾推行的“左”傾土地政策，主張應允許富農分一份土地，並反對張國燾在春耕大忙季節重新分配土地，影響農業生產的錯誤做法。張國燾對此十分惱恨。5月24日，張國燾向中央報告說：“徐朋人同誌違抗中央命令，到這裏後，曾有反對四中全會的發言。現在中央分局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他，他承認他曾奉右派的使命來這一區，他承認他的錯誤，但是他還沒有公開他到這裏後的活動和指出他自己錯誤的性質。因此我們正在調查他右派上組織活動的證據，來進行給他一個思想鬥爭，並給他組織上的嚴重製裁。”（《張國燾關於鄂豫皖區情況給中央政治局的綜合報告》1931年5月24日。）
紅4軍政治部主任陳定侯，湖北黃安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開始從事農民運動。1927年參加黃麻起義。1931年任紅4軍政治部主任。他不同意張國燾推行的“左”傾政策，在特區三日刊上寫文章反對在根據地內給工人過分提高工資，從而影響工農聯盟。張國燾給他扣上“不可救藥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大帽子加以批判，撤消了他的紅4軍政治部主任職務。
張國燾為了進一步排除異己，實行軍閥主義的個人獨裁，經過充分準備之後，於6月28日，舉行了鄂豫皖中央分局擴大會議。在會上，張國燾仗著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作了政治報告和結論，全盤否定了鄂豫皖蘇區幾年來土地革命的偉大成績，指責鄂豫皖特委過去的工作“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所以整個路線上的轉變依然不能看見，反而掩蓋了立三路線的實質”；否定了紅軍采取遊擊戰的正確方針，是“遊擊主義”、“土匪習氣”；否定了根據地各項建設，指責根據地“黨的組織簡直不像共產黨”；在敵我形勢上，張國燾錯誤地認為，“國民黨統治崩潰過程正在加速進行”，提出“在‘一寸蘇區土地也不讓敵人蹂躪’的口號之下，積極進攻，發展土地革命，擴大蘇區，以進攻來打破敵人的包圍‘會剿’，準備轉到大舉進攻”；在軍隊方麵，他提出要“首先改造紅軍的成分，加緊紅軍中的肅反工作”；在黨內鬥爭問題上，他提出要改造蘇區的黨，“集中火力打擊右傾機會主義”。在會上，他根據5月31日的中央指示信，對徐朋人“立刻執行中央對一切右派分子的決議原則”，“去解決他的問題”。接著，張國燾宣布：“在反左傾與反右傾的兩條路線鬥爭中，發現了新右派小組的活動，如此地徐朋人已經中央分局開除了他的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