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股市背後的秘密
·秦東明·
東京證券交易所成立於1878年，當時的日本已經開始了自己的資本市場運作，而當時的中國卻還處在外國列強的鐵蹄蹂躪下，根本不可能顧及資本市場的發展。但是100年後，也就是1978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終於迎來了發展資本市場的時機。但是，如何發展資本市場，卻還是個未知數。就在這時，一個日本人出現了。
這個日本人就是日中友好協會的會長岡崎嘉平太，一直以來岡崎嘉平太致力於中日兩國友誼的發展，並一直想為中國培養一些經貿、金融領域的專業人才，為兩國今後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1978年他首次向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廖承誌提出了這個要求。
他說你們可不可以選兩個人啊，到我們日本去，我給你們培養兩個證券專業人士，錢我來出，每一次廖承誌都回答他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證券這個事暫時用不上，以後再說吧。到了1982年，這老人家又說同樣的話就有一點點生氣了，他說你這個廖先生真怪，我出錢教不教在我，你出人用不用在你，你幹嗎每次都給我婉言謝絕了？廖承誌想是這個理啊。（禹國剛）
於是，廖承誌在全國挑選了49人前往日本學習，內容包括紡織、建築、金融等各個領域，但是學習股票、證券知識的隻有禹國剛和蔡靖華兩個人，讓他們感到意外的是，前往日本之前，所有人都要經過一輪特殊的培訓。
所有的人在接受訓練當中，都接受過這樣一句話，就是說如果對方問到你是不是共產黨員，那你怎麼回答呢？以我為例，我去之前，是深圳愛華電子有限公司的黨委秘書，我怎麼答呢，我不能給他說不是啊，我也不能隨便就說是啊。所以我們就根據對我們的訓練，我回答他，我雖然現在暫時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我很想成為共產黨員，這樣回答不是挺好嗎？（禹國剛）
這種特殊的訓練在當時來說並不算稀奇，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很多出國人員都會碰到國外媒體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一旦回答稍有不慎，就會給人以口實，特別在當時的中國，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股票、證券知識，在很多外國人眼中根本就是不現實的，所以有些日本媒體很懷疑中國派人到日本學習的真實用意，果然不出所料，剛剛抵達日本不久，就有記者盯上了他們。
《朝日新聞》找到我們兩個以後，就采訪我們，他問道：“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不用證券這個東西，派你們來幹什麼？”這個事你得動好腦筋，說實在的，我早有準備，不能給他說學了有用途，當時國家沒說搞證券交易所，那是1983年，25年前；但也不能說沒用啊，沒用，這不是正中他的下懷？他就要問你，既然沒用，你跑到東京來浪費時間浪費錢財，我再說什麼呢？所以我就用我們中國的一句俗話翻譯成日文，給他講了：我們中國人講，學習不會是白學的。他說你很會講話，他再沒有窮追猛打往下問。（禹國剛）
在日本一年多的學習很快結束了，禹國剛以為學成歸國之後，就將擁有一片施展才華的天空，但是，現實卻將他的夢想擊碎了。
1985年初我回來以後，我到深圳市委組織部報到，因為我走的時候是組織部審核出去的，我就說，我回來了，我今天報到來了。當時的負責人就給我說了說，現在也沒有股票，也沒有股票市場，你從哪來就回哪去。（禹國剛）
和當初離開之前沒有太多變化，禹國剛回到原來的單位，擔任愛華分公司的經理，一切似乎都停止了下來，但是一年之後，一個人的到來，給深圳這座新興城市的發展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
1985年，李灝書記由北京調到深圳，他先擔任市長、廣東省副省長，次年他又兼任了深圳的市委書記，那麼在1986年，也就是他到位的第二年，就由他主持出了一個深圳市政府的文件，叫做《深圳市國有企業股份製改革試點的暫行辦法》，這個辦法決定，弄一批國企進行股份製改造來發行股票，進而使他們能夠通過證券上的櫃台交易，來為企業找到發展的新的融資渠道。（禹國剛）
實際上在1987年，深圳已經有了第一支股票——深發展，但在那時，老百姓對於股票的認識才剛剛開始，對炒股也沒有太多的興趣，所以在深發展的初期，發行股票的難度遠遠超過了管理層的預計。
這當中有80萬股個人股，怎麼也賣不出去了。怎麼這樣說呢？當時讓特區證券公司弄了一輛大卡車，車上拴了幾個高音喇叭，把這個車開到沙頭角、蛇口、深圳的各個郊區，高音喇叭大喊大叫：發展銀行股票，快來認購。還是沒賣完。（禹國剛）
股票賣不出去，意味著企業的資金不足，最終可能導致深發展無法正常開業，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有人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就是幹脆把這股票拿到市政府，讓領導帶頭，所以，處長、副處長，一些市領導就買了，市領導是在這種背景下買的。（禹國剛）
但很多人沒想到，黨政幹部買股票的事情，為後來的一場風波埋下了伏筆，之後的這場風波更是把矛頭直指當時的市委書記李灝。
可是這事後，香港的報紙就報道了，說李灝買了股票，賺了450萬，150萬交了黨費，弄得這個謠言滿天飛。（禹國剛）
當時沒有人買啊，他要搞這項改革，動員幹部帶頭買股票，像買國家債券一樣的，幹部有的還不買呢，有的就說，這個既然是項改革，我們作為一個特區人就應該支持。（鄭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