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最早得知文強這個名字，是在1975年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特赦釋放戰犯”的報道時。不過當時隻知道他是個有名的國民黨“高級戰犯”，“特務頭子”。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為寫一個曆史文學題材作品而采訪一位老人時，意外得知文強原是四川地下黨的領導幹部，並曾從軍閥劉湘的關押中成功逃跑。這令我大為吃驚，同時又感到十分有趣，相信其中必有許多精彩的人生傳奇。從那以後，我就萌生了寫作文強的傳奇經曆的念頭。
1989年底，我終於在北京與文強先生見了麵，對他作了第一次采訪，那時我正在寫作四川曆史上一個著名女共產黨人周敦琬的傳記——她是第一屆中共四川省委的第一個女委員，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烈士的遺孀，後來成了文強的妻子，又跟文強一起脫離了中共隊伍……這篇《周敦琬與文強》在1993年發表於《紅岩》文學雜誌第三期。文強先生很感謝我把久被埋沒於曆史塵埃中的周敦琬以紀實的文筆寫出來了，還要我給他寄了好幾本雜誌去分送親友。
在寫作周敦琬傳記的同時，我已開始了寫作文強傳記的工作。也正因為在寫作周敦琬傳記中與文強先生的交流，使他對我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產生了信任，對我寫作他的傳記也很支持。
沒想到此書斷斷續續一寫就是十年。其間，因對那半個多世紀前的許多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社會習俗、生活細節的不了解，除了查閱大量曆史資料外，我還常向文強先生提出各種問題，除了在我兩三次出差北京及文強先生一次隨全國政協參觀團路經重慶時我向他當麵請教外，我更多的是寫信向他求教，他總是收到信後立即回信（沒有立即回信就必定是出差了或生病住院了），並且總是不厭其煩地進行解答，常常一寫就是洋洋灑灑數千字甚至上萬字。許多在書本上找不到的答案，在他那裏都能找到。在他給我的一百多封信中，這類有關曆史問題的解答、回憶占了極大篇幅，十分珍貴。他雖然高齡，但卻思維敏捷，記憶極好，講起曆史上的人和事如數家珍。當然，對有些史實問題，我們也發生過爭論，但最終能在尊重曆史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在寫作本書的1990至2000年間，這等於促使我進行了一次現代史的學習和研究。
本書寫作中，均曾逐章送交文強先生審讀，請他提出意見，作出訂正。在寫作中，我也幫他查證了一些他雖親曆過但卻不知其詳的事情，幫他找到一些與他生平有關的曆史資料（特別是當年涉及他的有關曆史文獻及報紙報道，都是他從未見到過的），甚至，我還幸運地幫他找到了被他視為“救命恩人”的一位傳奇人物（在本書中有詳細介紹），使兩位老人在走完人生道路之前高興地恢複了中斷半個世紀的聯係……
在本書寫作中，我還有幸得到了當年曾與文強先生在不同曆史階段共過事的幾位老人的幫助：重慶市文史館館員薛彥夫先生，重慶市教育局離休幹部、老紅軍易文斐先生，民革上海市委離休幹部梁佐華先生，上海市文化局離休幹部金樂一先生等，他們都熱心地提供了對當年情況的許多寶貴回憶；此外，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胡康民先生，中共四川省萬源縣委黨史研究室王永清先生，中共萬縣地區黨史研究室杜之祥先生，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鄭洪泉先生，重慶市公安局離休幹部孫曙先生、萬州作家謝聲顯先生等也熱心提供了不少相關的曆史資料，這些都為本書增添了生動豐富的細節和堅實的史料基礎。
此書寫完後，曾給文強的幾個兒子——曾任湖南省南縣政協副主席的文致中（他是文強和周敦琬的兒子），現居美國的紐約三一學院終身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文貫中，在北京的文定中等看過。他們都很高興能夠從中了解到他們父親一些過去的經曆，並提出過一些有益的修訂意見。
在此書尚未找到地方出版的2003年初，有知道我寫有文強傳記的朋友給我送來一本剛出版的《文強口述自傳》。我想正好可以看看是否還有什麼值得用來補充到我書稿中的材料。不料，一讀之下，卻發現該書記錄整理者既不熟悉那些曆史，也未作認真的采訪和研究，致使該書錯誤百出，我不得不寫了《僅有記錄是不夠的——〈文強口述自傳〉指瑕》一文，發表在《書屋》雜誌2003年第八期上。《北京日報》的編者讀到後，十分看重這個問題，又征得我的同意，將我這篇文章重新編輯後以《關於文強口述自傳》為題發表於《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03年9月22日第220期。一些讀者讀到我這一文章後，奇怪我怎麼會對文強的有關曆史那麼熟悉了解？他們不知道我對這個題材已經在十餘年中陸續做了大量的采訪、研究和寫作。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楊世元先生讀過本書初稿後曾對我說：“你挖到了一脈富礦。”
這是不是一脈富礦？自然隻能由讀者諸君自行作出評判了。
2005年12月7日夜於風江閣
從中共高幹到國軍將領：文強傳 何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