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唐詩學在一千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了整理、選編、注釋、考證、評點、說解、紀事、擬作等多種研究模式。其中以詩歌選編,即人們所說的“選本”最為矚目,是唐人別集之外唐詩傳播的一個最主要的形式。它除了頗具史料價值外,更是鑒賞與批評的統一,對了解詩歌作品的傳播,尤其是詩歌流派的取向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唐詩選本是隨著唐詩的傳播和繁榮而出現的,對唐詩選本的流傳情況,陳尚君先生作了長期的研究,經他考及的唐詩選本有137種,另存目50餘種；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見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第2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此文後收入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184—222。而孫琴安先生根據史籍統計,曆代唐詩選本共有663部,其中唐代20部,五代21部,宋金31部,元代10部,明代216部,清代365部。可惜明之前的選本大多在明代已不可見。流傳至今的唐人選本,有清代王士禎所輯的《十種唐詩選》,它是取殷璠《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芮挺章《國秀集》、元結《篋中集》、佚名《搜玉集》、令狐楚《禦覽詩集》、姚合《極玄集》、韋莊《又玄集》、韋縠《才調集》等九種唐人所選的唐詩集,加上宋代姚鉉《唐文粹》中的古詩而集成。中華書局於1953年出版《唐人選唐詩：十種》,所收十種唐詩,不收姚鉉從《唐文粹》中輯錄的集子,而代之以《唐寫本唐人選唐詩》,輯錄者乃佚名。今人傅璿琮在此基礎上重新編著《唐人選唐詩新編》,輯錄了《翰林學士集》、《珠英集》、《丹陽集》、《河嶽英靈集》、《國秀集》、《篋中集》、《玉台後集》、《禦覽詩》,《中興間氣集》、《極玄集》、《又玄集》、《才調集》、《搜玉小集》等十三種。這些流傳至今的唐人選本,雖然在選詩的數量和範圍上,都極受局限,但卻為保存唐人詩歌,反映唐代詩歌的創作和鑒賞取向,留下了可貴的材料,為後來的唐詩選輯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唐人選輯唐詩的風氣延續至宋代,但流傳至今的亦為數不多。據筆者所見,有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洪邁《萬首唐人絕句》、計有功《唐詩紀事》、周弼《三體唐詩》、趙師秀《眾妙集》與《二妙集》等等。
進入元代,詩歌的創作和選評均進入低潮,隻有宋末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金代元好問《唐詩鼓吹》以及元末楊士弘的《唐音》最為突出。
詩歌創作經曆了宋、元以後,人們開始對詩歌創作的特點和方向作出了認真的反思,例如嚴羽的《滄浪詩話》就十分深刻地總結了唐、宋詩的創作經驗,提出了學習盛唐詩風的創作方向。至明代,士人們基本上是沿著這個方向,探索唐詩的特點,開拓明詩的創作。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重視對唐詩的選讀,各類唐詩的選本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根據金生奎先生的統計,終明一代,唐詩選本多至323種。金生奎：《明代唐詩選本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7。很明顯,明代的唐詩選本已經成為了研究明代詩歌理論不可或缺的材料。
那麼,時至今日,人們對於唐詩選本的研究,所持的是一種怎樣的態度呢？
查清華在《明代唐詩接受史》中指出：
每一唐詩選本或選集,都貫串著選家的美學趣味和詩學觀念,包括有關唐詩的觀念——即對唐詩的質性、功能、體式、流變、宗主等問題的認識與態度,從而構成其選詩的價值取向。這些,既體現於選詩的相對範圍、數量比例以及風格麵貌等客觀展示之中,也表露在選本的序跋、凡例、圈點批注及其他相關主觀論說裏。而所有這一切,又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折射出有明一代哲學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長與更迭,為我們了解和認識明代文學與文化思想的嬗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80。
近人王瑤在《中國文學批評與總集》中指出：王瑤先生所指的“總集”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中集部之“總集”概念,其中包括全集式總集及選集式總集。此引文所指則是選集。
中國總集的成立和文學批評的出現是在同一時代裏,而且有時簡直就是一個人擔任著上麵的兩種任務,例如晉代的摯虞；因此總集的選輯不隻也是一種批評,而且簡直就是他的批評理論的實踐。
如果說批評可以對於作家發生指導和幫助的話,總集就是一種具體的標本示範。王瑤：《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問題》,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46。
但筆者披閱唐詩研究的曆史,發現以往相當一段時期的唐詩研究,除了研讀作品本身外,研究者主要習慣於從後人的詩話或文集去發現問題,很少有從唐詩選本的本身去研究唐詩的接受狀況。自“五四”以後,隨著西方文學批評的影響,及近代文學史學科的建立,選本才開始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批評大綱》、方孝嶽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都曾涉及一些在文學批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選本。鄭振鐸、施蟄存兩位先生亦作過幾十種選本的提要鄭振鐸：《西諦書話》,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
施蟄存：《曆代唐詩選本敘錄》,見《唐詩百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魯迅先生更有專文論述選本的作用。魯迅：《集外集·選本》,見《魯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七卷,頁136。
盡管先哲早已認識到選本的重要性,並對選本的研究發出了呼喚,但人們對選本的認識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內地與港澳台地區的學者才開始對選本的研究有所真正的重視。如楊鬆年於1981年在《中外文學》上發表《詩選之詩論價值——文學評論研究之另一個方向》楊鬆年：《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香港：三聯書店,1987年,頁74—108。 原載台灣大學《中外文學》第十卷第五期,1981年。,楊先生強調了該文的“目的在提出詩選作品的詩論價值,提出一些分析詩選的方法,以求研究者能擴大研究的範圍”同上,頁75。,“分析前人的詩論,隻取他們的詩話作品,而忽視詩選的作品,往往會導致錯誤的結論”同上,頁99。。2002年,張伯偉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一書,專門設立了“選本論”一章,討論選本的形成、發展和影響。他認為“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諸種形式中,選本是最為古老的”。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78。並且認為,“西方文學傳統中,文集編纂的批評意義不那麼強烈”,而“中國的選本則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批評形式”。同上。後來,查清華在其《明代唐詩接受史》中又指出,選本所選的作品,是選者按照自己的思想或藝術準則而作出的抉擇,帶有鮮明的傾向性。在這當中始終貫穿著選者的審美情趣、詩學觀念、價值取向,折射出時代的哲學思潮和人文精神。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頁243、280。
他們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對“選本”的文學價值展開了充分的研究,又從文學接受的角度來考察古人選本批評所蘊含的文學史觀念。至於資料輯佚及校勘整理等基礎研究方麵,有陳伯海、朱易安兩位先生合著的《唐詩書錄》陳伯海、朱易安：《唐詩書錄》,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孫琴安先生的《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再版時書名改為《唐詩選本提要》)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陳尚君先生的論文《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見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184—222。等,對曆代唐詩選本書目進行了細致的考察,為唐詩選本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給研究者提供了許多便利。
研究者們除了從文學史整體上把握選本的價值外,亦同時進行更為細致的專題探討。例如複旦大學呂玉華出版博士論文《唐人選唐詩述論》呂玉華：《唐人選唐詩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以唐人選本為研究對象,認為唐人選唐詩“不帶先入為主的偏見,倒更能見出唐詩的風格體式之漸變趨勢”同上,頁8。,他是以選本作為材料去體會唐人詩歌的體製和風格。複旦大學趙鴻飛以“宋代唐詩選本研究”為題的碩士論文提出趙鴻飛：《宋代唐詩選本研究》,複旦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把宋代唐詩選本這一獨特的文化和文學批評現象置身於宋代文學發展的廣闊背景下,考察其在宋代這一特定的時代氛圍中,唐詩選本是如何與這一時期的學術背景、學術潮流和文學風會,特別是詩歌流派的交融互動關係,以期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宋代唐詩選本的流變及其規律。同上,頁2。
這是從選本出發,探討宋詩與唐詩的關係。
至於對明代唐詩選本的研究,目前多傾向於對個別影響較大的唐詩選家,及其所編輯的唐詩選本進行個案的研究。一些概論明代文學狀況及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書籍,如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蔡鍾翔、黃保真、成複旺《中國文學理論史》，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廖可斌《明代文學複古運動研究》，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陳文新《明代詩學》，鄧紹基、史鐵良《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明代文學研究》，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等等,在論述明代詩文的發展時,對高棅、李攀龍、鍾惺、譚元春的作品和詩論觀都有概括性的論述。陳國球老師《唐詩的傳承：明代複古詩論研究》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複古詩論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首先突破了時人對個案研究的局限,以有關選本為依據,從唐詩傳承的角度來研究明代複古詩論,與此同時還對明代唐詩的選編、刊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第五章《唐詩選本與複古詩論》專門談到了《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古今詩刪》(唐詩選部分)、《唐詩歸》等四部明代唐詩選本與複古詩論的關係。由選本的流傳和興替,揭示唐詩在明代的接受情況以及複古詩論的發生和發展,在這些方麵陳國球老師做了很多工作,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