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走進延安
1938年8月，為了護送幾位不適於在前方工作的女同誌回後方，正在晉綏前線跟隨程子華部隊打遊擊的公木和當時的妻子滌新等人一起西渡黃河，來到了延安。出發時，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賣錢，換取食用之資。如無敵情，每天可走六七十華裏，悠悠蕩蕩，計算著一段又一段的行程。
在延安，公木首先換上淺灰色的棉布單軍裝，紮上灰布裹腿，腰間係上一條軍用腰帶，唱著“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的嘹亮歌曲，走進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他被編進瓦窯堡抗大第四期一大隊四中隊第四小隊，他們一大隊的政委，就是年輕的胡耀邦。大隊長則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上將蘇振華。
這所學校此時剛剛成立一年多一點兒的時間。前身是1933年11月在瑞金由中央紅軍學校改為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7年初在延安正式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毛澤東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親自為抗大規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林彪任校長，劉伯承任副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毛澤東在抗大二期開學典禮上明確講道：“抗大像一塊磨刀石，把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感情衝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等磨他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雪亮的鋼刀，去創新社會，去打日本。”
公木他們這一期學員共5562人，絕大部分是來自各地的知識青年。由於此時各地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的比較多，抗大學員人數也急劇增加，因而除二、三、四、八隊留在延安附近外，其他隊均移往外地。何長工為隊長的五隊移慶陽，韋國清為隊長的六隊移洛川，徐德操為隊長的七隊移蟠龍，公木他們所在的一隊移往瓦窯堡米糧山。瓦窯堡距延安90公裏，子長縣（原安定縣）政府所在地。
盡管抗大學製隻有6至8個月，但學的東西卻是很豐富的。在編製和生活方麵完全按照軍隊的方式，甚至比軍隊更艱苦些。白天8小時上課和訓練，晚上兩小時自修，主要學習內容是軍事和政治。上課時也沒有教室，不管盛夏和嚴冬，都在露天上課，地上豎塊小黑板，每人坐個小板凳，一麵聽講一麵做筆記，敵機來轟炸就躲進窯洞，走了就出來繼續上課。他們吃的是小米飯幹豆角，水碗掛在腰裏隨時帶著，所有用品如衣服書籍等放進枕套就是枕頭，土坯台子用紙一糊就是桌子。他們每星期至少開一次生活檢討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經常參加部隊演習和拉練。公木在抗大學習了四個月，沒有等到結業，就調到抗大政治部宣傳科任時事政策教育幹事。此時，他直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沒有預備期。
公木在“抗大”政治部工作，接替建國後曾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的熊複擔任全校的時事政策教育工作。據作家朱子奇當年以公木為主人公撰寫的一篇散文《老張來了》記述：公木經常背著黃挎包，帶著地圖、講稿，有時還拿根打狼棍，早出晚歸，風雨無阻。他爬山過河，滿頭大汗，快步如飛。熱心給學生幹部宣傳黨的時事政策，講解國際形勢。他知識豐富，語言生動，常引起聽眾的歡快笑聲。他白天奔跑，晚上在寒冷的窗戶都破了的窯洞裏，在暗淡的一根燈芯的小油燈下，埋頭寫詩。有時，冷得發抖，就用一條舊毯子披在身上，嗬嗬氣，暖暖手，再寫，再寫。有時他把同住一個窯洞的戰友叫起來說：“來唱個歌！”他們就一起放聲唱起來。窯洞外，大風沙嗚嗚吹打著，窯洞內熱流滾動著……
抗戰時的延安，是一個歌聲起伏的天地。唱歌，早已遠遠超出了文化娛樂的範疇，被列為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大批音樂家帶著火熱的激情來到這裏，以他們特有的方式參加革命。這其中，就有一位來自朝鮮的作曲家——鄭律成。
公木和鄭律成1939年1月相識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裏。著名的大鼓演唱家呂班領著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來找公木，一進窯洞就喊公木的綽號：“博士，給你介紹一位戰友，咱們抗大的音樂指導，小鄭，鄭律成。你們倆一個寫詩，一個寫曲兒，正好可以配成一對兒。”公木和鄭律成當時雖然都有些靦腆，但兩雙有力的大手還是緊緊握到了一起。
鄭律成麵部棱角分明，有很強的雕塑感，肩膀甚寬，個兒適中。他輕聲吟唱起自己剛剛作曲的《延安頌》：“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哦!延安，你這壯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心中奔騰!” 這首歌引起公木的強烈共鳴。
那時，人們穿的是草鞋，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飯，喝的是番瓜湯。可是，每個人心中對這裏的一切一切都充滿了熱愛，洋溢著熱血沸騰的激情，而這支歌正好抒發了人們心底的這種感情。
兩人相識之後，有一天，鄭律成來公木所在的窯洞串門，無意中翻看公木的筆記本時，發現了歪歪扭扭寫著一篇短詩《子夜崗兵頌》，是公木在抗大學習時寫自己夜間站崗放哨的一種感受。詩寫得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