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後記都有一股不知所言的感覺，實在不知道該交待什麼，但寫後記好像已經成了小說慣例，不寫就像沒寫完一樣。既然如此，我還是要慣例一下。本篇隻說兩大問題：我為什麼要寫這個故事？我為什麼要如此塑造人物？
先說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寫這個故事？
其實沒什麼好說的，凡是我選的題材，首先必須我對它有興趣。有人很詫異，為什麼要寫蒙元，題材太冷，而且蒙元很不討好，寫出來沒人看的。我到不在意，我選的題材向來都很冷，本來就是個寫什麼都沒人看的透明，也不在乎冷不冷了，自己開心就好。
不過寫蒙元，特別是元初這段曆史，下筆時確實有些棘手，因為牽涉到敏[gǎn]曆史問題。宋元戰爭始終是個繞不過的檻，如果對場戰爭進行批判，會被扣上大帽子，什麼挑撥啊、什麼抹黑啊、什麼大民族主義啊！但如果追隨主流，歌頌這場戰爭，依然會有人噴，誣蔑民族英雄、歌頌屠夫、洗白侵略者！我並不喜歡靠爭議搏眼球，也反感這樣做，所以選擇回避這段曆史，所以大家會在文中看到我極少提到宋朝。以後我可能會專寫這段曆史，但在這部以元為視角的小說中我不會寫，因而大家更多看到的是元帝國與另幾個汗國的矛盾。元帝國與以窩闊台汗國為首的幾大汗國的矛盾其實是新俗與舊俗的矛盾，這段曆史比起宋元戰爭也更符合我要表達的主題。
我寫的其實是元初時，蒙古這個民族在文化十字路口上的反應。當然，本人水平有限，寫不了這麼深刻，而且也不想寫深刻了（普及為主嘛）。這本書原名叫《半生戎馬》，半生戎馬半生閑，此話用在蒙古身上到很適合，那個時代，蒙古正處於“戎馬”與“閑”之間。保持舊俗，還是迎向漢化，是不管情不情願，必須做出的選擇，對這兩種觀點，我都給予尊重。所以我著重表現漢法派（以真金為代表）憂國憂民的美德，以及他們欲通過改革開創太平盛世的美好願望。而對於堅持舊俗的另一派（以海都為代表），我也不願如其它作品那般貶低他們，把他們塑造成逆潮流而動的小醜。在我筆下，海都是倔強奔馳於草原的駿馬，是不願住進名為“宮殿”的黃金鳥籠的雄鷹。
當然，也不可能全都是黑白分明的兩派，必有夾於兩派之間的人。所以才又有自以為遵守舊俗，實則在不知不覺間已接受新俗的那木罕，以及搖擺在兩派之間尋找政治平衡的忽必烈等角色。角色問題後麵會詳談，第一個問題就到此了。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如此塑造人物？
承接上文，既然本書有如此曆史背景，自然少不了眾多曆史人物。是小說，免不了虛構，真真假假摻和著寫，是我寫真曆史背景小說的一大習慣。篇幅有限，不挨個說了，打包批發。
真金與那木罕。曆史這兩兄弟確實因儲位問題產生過矛盾。對真金，我的態度是將其完美化，但做得不成功。一方麵想把他塑造完美，一方麵又想保持他曆史上的文弱溫順，搞得大家都對他喜歡不起來了。相反，不那麼完美的那木罕卻更受歡迎，那木罕的成長和覺醒過程牽動大家的心。和真金相比，那木罕的形象比較顛覆曆史，書中的那木罕最終看淡名與利，而曆史上的那木罕對儲位還真有些執著。
在這裏補充件事，在某章情節中，那木罕因為看不懂漢字，命令大臣用蒙古文寫上疏，後來被忽必烈痛斥。其實他被罵得真冤啊！事實上在元初，官方文字本來就是蒙古文，大臣的上疏就是用蒙古文寫的，那木罕不存在看不懂的問題。我之所以作了改變，是為出突漢法派的重要性，為了彰顯改革必要。
海都與忽必烈。海都的形象顛覆嗎？不！盡管《元史》上不厭其煩地稱他為“叛王”，但海都真的叛了嗎？海都從來沒有臣服過忽必烈，怎麼能說叛呢？忽必烈即位時，就有眾多蒙古宗王不承認忽必烈的合法性，因此才有蒙古帝國的分裂。隻不過後來海都建立的國家被滅了，史官位才大膽稱他為“叛王”，甚至到了逢海都的名字，必加“叛”字的地步。這種反複強調本身就是一種欲蓋彌彰的行為，我所做的不過是想還原海都的英雄形象而已。至於海都本人，在那個成吉思汗的子孫都住進宮殿的時代，他還堅持著遊牧生活，僅這種精神就值得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