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瞿秋白
瞿秋白在“文革”期間被打成“叛徒”，“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獄中寫作的《多餘的話》即是有力的罪證之一。有人據此認為，魯迅所以稱瞿秋白為“知已”，乃是受蒙蔽的結果。
魯迅說：“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瀝述黨史，主動批判自己，承擔責任，充分體現了一個革命者的超卓識見和坦蕩胸懷。無庸諱言，其中確實流露出逃避政治的無為思想和渴望“休息”的頹唐心情，以至今日仍然被人認為有損於他的形象。對此，我們如何評價呢？這裏不妨引出魯迅相關的論述，嚐試作比較考察。
一九七一年，魯迅的三弟周建人作過這樣的一段憶述：“有一次，瞿秋白寫一個紙條給魯迅，署名犬耕。後來魯迅問他：‘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名字？’他說：‘搞政治，我實在不會搞，我搞政治，就像狗耕田！’魯迅對此深為不滿，當麵批評了他。”在這裏，瞿秋白表示出了類似《多餘的話》中對搞政治而力不從心的說法。“犬耕”之喻，其實早在寫作《餓鄉紀程》時就使用過：“新聞記者的職任，照實說來，我是無能力的，頌華說：‘我們此行，本是“無牛則賴犬耕”，盡我們自己的力量罷了’。可憐中國現代的文化，……這種調查考察一國文化，一種新製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業，卻令我這學識淺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擔負——這是人才的饑荒。”為後來的所謂“曆史的誤會”加了注腳。但是，此間的意思，卻並非盡是消極的，虛無主義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瞿秋白曾把一首作於青年時代的詩抄給魯迅，詩雲：“雪意淒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拿它與寫於獄中的《夢回》一詩比較：“小城細雨作春寒，料峭孤衾舊夢殘。何事萬緣俱寂後，偏留綺思繞雲山。”一樣抒寫著“所謂‘懺悔的貴族’心情”，籠罩著頹唐氣息。在往來頻密的日子裏，魯迅常以瞿秋白曾經使用過的筆名“何苦”稱他，並非偶然。無論在認識魯迅之前或之後，瞿秋白都曾流露過頹唐的心跡。因此，我們說魯迅了解瞿秋白，是包括了對他的所謂“陰暗麵”的了解在內的。
瞿秋白自稱不願當“領袖”，魯迅也嚐自謂不願作“導師”，而他們其實都做了領袖人物和青年導師。瞿秋白一方麵說：“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同時，一方麵又說：“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可見，在世界觀內部，或在言談與實際行動之間，也常有矛盾的地方。瞿秋白在經受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以後，曾多次想擺脫政治而從事文藝，也不可僅僅視之為意誌薄弱和情緒低迷的表現；魯迅亦曾多次想擺脫論戰的煩擾而從事小說創作或撰寫文學史。即以瞿秋白一貫的文學主張看，搞文藝也不是想一頭鑽進象牙之塔裏去，隻不過轉換一條戰線，以擺脫那些無謂的糾纏，更有效地奉獻自己的才智而已。梅林在《馬克思傳》中就曾這樣評述過馬克思：“有人說，馬克思對國際的工作已感到厭倦，想重新致力於他的科學著作。這種說法在某種意義上為恩格斯所證實。恩格斯在1872年5月27日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提到比利時人關於完全撤銷意委員會的提議，並且補充說：‘我本人對這個提議絲毫也不反對，——我和馬克思反正不再參加意委員會，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幾乎沒有寫作的時間，而這種情況是必須結束的。’不過這是在發火的時候順口說出的。”依此看來，瞿秋白之意想終生從事文學事業，也就變得無可厚非的了。
瞿秋白自稱“始終不能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魯迅也多次說過：“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嚐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裏也常有”；他自稱這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確實吐露了一種長期難以排解的苦悶消沉的心情，甚至說，“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隻要休息，休息，休息！！”魯迅多次說過，他自己容易說憤激的話，他說：“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因悲且憤，遂往往自視亦如輕塵”“子彈從背後來，真是令人悲憤”； “我不如休息，看看他們的非買辦的戰鬥”；“近來時常想歇歇”；“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時時有之，不過一近漩渦，自然愈卷愈緊，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筆十年，所得的是疲勞與可笑的勝利與進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魯迅與瞿秋白的自述，無論內容和情調，都非常相近；可以看到，其間顯然有著某種共同的本質性的東西。他們出身於同樣的破落家庭，各自走過一段艱困的生活道路，麵臨共同的惡劣的鬥爭環境，因此，他們互為知己而“以同懷視之”是最自然不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