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共產黨員要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
這裏介紹一些黨外群眾的感人事跡。
著名翻譯家傅雷，譯著多達43種、五百多萬字，累計發行量超過千萬冊。中國讀者正是得益於傅雷的譯筆，領略到巴爾紮克、羅曼·羅蘭等法國名家的曠世名著。傅雷以自己特有的美術家眼光，提出獨特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強調兩種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主張“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作為譯文的美學要求。傅雷的翻譯觀，使他的譯文形成了獨特的翻譯風格，以至被譯界譽為“傅雷體華文語言”。
傅雷對翻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20世紀50年代法文翻譯家羅新璋，曾把傅雷的譯文與法文逐段對照抄寫，在當時傅雷已譯的247.8萬字中，他對照抄寫了254.8萬字，結論是:忠實、貼切，又不拘一格。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委托羅新璋校訂傅雷翻譯的《幻滅》，全書50萬字，羅隻發現有一句不夠理想。
傅雷事事追求完美，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對待譯書，他選材慎重，隻譯自己熟悉的文學。他翻譯前，“不精讀四五遍決不動筆”。為譯好巴爾紮克作品，他托法國朋友買來一大批巴爾紮克研究材料，並做了大量筆記，以至睡覺“都做巴爾紮克的夢”。譯《幻滅》時他已53歲，仍苦練基本功，先是把七百五十餘頁法文中一千一百多個生詞挑出來，每天發狠溫習三四百個。為譯好《高老頭》中的土語，他特意買來厚達幾千頁的《國語詞典》，潛心研究南北方言的差別，就這樣全書重譯三遍才交稿。連已被公認為優秀譯本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自己仍不滿意，以至“後來連看都不敢看”，甚至要把第一次的譯本燒掉。
傅雷不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都始終堅持做人的正確原則。
他認為正義的好事，困難再大也拚全力去做。1943年11日19日，他在上海策劃、舉辦了“黃賓虹八十書畫展”。當年比黃賓虹小45歲的傅雷，就是憑著一股助人的熱情，一手辦成了載入中國美術史的這樁盛舉。1954年8月16日至25日，文化部沈雁冰部長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並未參加，但他出於責任心，主動向會議提交了萬言書，列舉文學翻譯中種種錯譯或不當。後來有人對其提出疑問，他能很快指出錯在哪本書哪一頁哪一段，原來他平時非常關心市場出現的譯作，所提材料都有根有據。這種不隨風倒，不怕得罪人，敢講真話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著名曆史文化學者蔡尚思，104歲，一個曆經一個世紀的心靈。蔡尚思說：“在我十多歲時，母親郭有就教導我，千言萬語都沒有‘為老百姓而讀書’，‘為老百姓打不平而讀書’這兩句話重要，隻要不曾忘記這兩句話，就算得一個不忘本的好人了。你一輩子無論想什麼，都應該圍繞這點。我一直以這兩句話為母親對我最重要的教導，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許多儒家經書。”
蔡尚思先生視學術研究為第一生命，以實事求是為治學第一要務，性格耿直，鋒芒畢露，在學術界素以苦讀精神、批判精神、創新精神和勇於爭鳴著稱。
“老驥伏櫪，誌在千裏。”蔡先生一輩子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可謂老而彌堅、老當益壯。他一貫主張，“要在學術觀點上忠誠執著，堅持有所創新，力求自得之見，自成一家”。先生銘記清人袁枚所言，著書立說最忌“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激賞李大釗“永葆青春”的名言。先生近八十年的治學經曆表明，他一直在學術研究上追求真理，勇於創新，努力做到“略人之所詳，詳人之所略；揭人所未揭，言人所未言”。蓋棺論定，先生始終遵循社會發展規律前進，謳歌光明、進步、革命，鞭撻黑暗、反動、倒退；尊重權威而不迷信權威，尊重優良傳統而不唯舊傳統是從。
蔡先生諄諄教導學生： “治學之道，首要的在於多讀書。”“讀書要講一個‘苦’字，就是要苦讀。”他把圖書館看作自己的“最高學府”，不止一次地將南京國學圖書館稱作“太上研究院”，津津樂道當年每天讀書17~18小時，進行“開礦式”的讀書，用“竭澤而漁”的方法，讀遍了館藏的曆史文集。先生立誌苦讀，日夜不休，表示“不基本讀完南京國學圖書館的曆代文集，決不出此館大門！”先生要把手批南京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集部》5大冊，當作自己讀書的“結業證書”。其決心之大、意誌之堅，由此可見一斑！皇天不負苦心人。辛勤耕耘換來大豐收，從曆代文集中收獲的極其豐富的寶貴史料，奠定了先生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哲學史研究堅實的、廣博的、鮮為人知的史料基礎。
先生不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他矢誌不渝地“以文字宣傳為鬥爭武器”，反封建、反壓迫、爭民主、爭自由。1945年11月至1949年3月，在人民解放戰爭炮火連天的年代，先生活躍於第二條戰線，寓政治於學術，不到4年時間裏，發表於《大公報》、《文彙報》和《展望》、《時代》、《民主》、《時與文》等進步報刊的戰鬥檄文就有一百多篇。如《清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憲法比較》、《袁世凱與國民黨政製比較》、《女權·民權·人權》、《古奴、洋奴與家奴》、《中國最需要民主與科學》、《暴日侵華的統帥怎麼‘無罪’》等等。此外，先生還與馬寅初、陳望道、周穀城、葉聖陶等108人共同發起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結成前所未有的大學教師的革命團體，成為解放戰爭時期黨的重要外圍組織之一，前後發表了幾十次戰鬥性的政治宣言。正因為如此，先生在1948年11月被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斥為“奸黨分子，持論狂妄，言偽而辯，悖逆反動”。上海解放前夕，還接到過反動派匿名恐嚇信。
馮友蘭是中國哲學界的泰鬥級人物。他的《中國哲學史》，貢獻在於整理。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因為他是用現代的頭腦梳理古籍。馮先生提到，中國人一般注重立德甚於立言，所以中國的哲學思想是零星記載的，科學方法比較欠缺。通過科學的方法來整理、總結中國的零星哲學——在這方麵他是做得最好的，他對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貢獻是很少有人比得了的。中國的科學思維起源比西方晚，而中國人的生活態度與哲學結合得很緊密，貫穿在日常生活中，比較零碎；純形而上的哲學很少。怎麼把它們提煉出來？馮先生用科學的方法、係統地整理出來。他很奇特，既保留了中國特色，又係統地總結了中國哲學，而且總結得明了、通俗，讓我們可以從淩亂、龐雜中得到清晰。這說起來很簡單，但要做到馮先生那樣太不容易。馮先生站在中國的、古典的門中，用科學的、現代的方法梳理了中國的哲學。馮先生很早就作出了“中國哲學一定會大放光彩”的預言。應當說是一種遠見卓識。老子《道德經》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言。所謂“道”就是宇宙的最高智慧。人類作為地球上最有思想的“大我”，一旦因自我中心和放縱享受，陷入與大自然的矛盾，以錯誤的“科學主義”來壓迫和剝削自然，就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西方科學家有人已經預見到地球的危機，正在尋求人類未來在外空的居所。如果我們能抵製人類的自我中心，回歸“道法自然”，有利於人類長久地生存在這個寶貴的地球上，而不必惶惶不可終日地到外空尋找棲息地了。
中國摩爾根——談家楨是傑出的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我這一生沒有金錢，財富就是學生”，這是在教育崗位上兢兢業業的談家楨對自己的期許。“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超過我，一代勝過一代。”2005年，談老為複旦大學百年校慶給海內外校友寫了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吾平生無所追求，終生之計在於樹人，希求我的學生以他們的學識服務於社會，貢獻於人類。”在學術上，有的學生走到了他的前頭，有影響的論文刊登在世界頂尖的科學雜誌上，談老總會馬上複印下來，把它嵌在鏡框裏掛在自家的牆上，還會第一時間打電話去祝賀。談先生的學生，如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周光炎至今還記得，當年第一篇論文完成，英文摘要卻犯了難。不是他們讀書不用功，問題在於20世紀50年代大家學的都是俄語。怎麼辦？硬著頭皮寫完給談先生“批改”。幾天後拿回來一看，哇，摘要已被紅筆改得麵目全非。不僅有糾錯，整個文章的布局也大有改動，而且，術語的選擇特別考究和地道。第二天，談先生又把摘要要回去推翻重寫一遍，他對愣了神的周光炎笑言，“不應該虧待那些漂亮的圖嘛”。後來，這篇論文發表於次年的學報第一期第一頁，“頭版頭條”的位置。之後半年內，六封來自國外的短信索討單行本，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館和國際抗蝗聯盟。周光炎心裏明白，沒有談先生近四百字出色而流暢的英文摘要，國外學界不會有人在意兩個中國“愣頭青”學生的作品。兩個學生？是的，這篇由談先生等老專家悉心指導並投入大量心血的論文，在作者欄中隻有兩個本科學生，沒有老師的名字。老師接受致謝，但不同意署名。他們想的，隻是盡快把年輕人推到第一線，即使隻有二十幾歲。周光炎說，談先生寫的這篇英文摘要，四十幾年來一直留在自己身邊，不僅是範文，也鞭策自己認真治學。現在，他少不了也要幫助身邊的學生修改論文，有時也不得不“英文摘要全部重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