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打工是一所學校
2008年聖誕節前夕，我在廣州將新作《回中國創業》的手稿交給了花城岀版社的鍾潔玲。
她是我暨南大學的校友，我們相識二十多年。閑談中她告訴我一則消息，現在國內大學生的地位今非昔比，大學生就業十分艱難，形勢越來越嚴峻，或將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她問我，你是否能做點什麼貢獻？我一時語塞。社會問題本應由國家出麵，輪不上我等凡人插嘴。後來，我又陸續發現不少大學校長公開呼籲、親自推銷應屆畢業生，當中的校長們有些是我相識的師兄師姐。我開始留意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變成平民化、教育產業化，但市場似乎並不買帳，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畢業與“斃業”諧音，實際情況也差不多，畢業的學生們不少人確實在坐以待斃。我們大家似乎除了埋怨市場背後那雙捉摸不定的手，檢討教育與就業的時空錯位，加強對大學生找工打工能力培訓等等以外，一時之間誰也無能為力。隻有等待，讓各方高手會診，或由市場自行調節。但可以想象，在未來三五年內，高校畢業生們以及他們的父母，都會一齊患上失落、失望、鬱悶、痛苦等等的“人流感”。
唉，命運真是捉摸不定！
1983年我從中山大學畢業，那時日，“七十二行大學生為王”，大學生可是熱手饃饃，工作單位隨你挑選；1988年我獲得暨南大學博士學位時，就業形勢還是紅彤彤的一片大好。轉眼間，中國重新崛起躋身世界之強，大學生就業市場竟然供大於求？值得反思。但是，我這個受惠於中國開放改革政策的海歸人士又能夠做些什麼呢？杯水車薪，我該做的已經做了。
不久前，我參加了中山大學曆史係79級即83屆的同學聚會。我們這一群奔五、奔六的昔日同窗，二十多年後再相會，在不勝噓唏之餘，也談及大學生就業難的話題，那些少數孩子還在大學就讀的同學更是替自己孩子的前途擔憂。
於是，這幾個月在我腦海裏總有一幅這樣的圖畫：高校畢業生招聘會上擠滿失落、失望的學子，他們鬱悶、痛苦之餘，回到家中迎接他們的是一直供養他們上學讀書的父母那焦慮擔憂的目光。
每一個做父母的都有一顆愛子之心。
我為人之父，托加拿大之福我和太太育有三個孩子，雖然他們還在讀小學和中學，畢業擇業、求職找工的問題，對於現在的他們來說或許尚算太早，但一眨眼之間，他們“噌”的一下就長大成人。將來，說不定我也會為他們擔心操心。
終於，我有一股衝動，我知道我該做些什麼，我要將自己在加拿大找工做工的經曆分享出來。
當年，我為圓出國夢，走出校園，告別輝煌，一切清零，然後，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重新開始，找工、見工、打工、辭工、被炒等等，全新體驗。我經曆過和大學生們一樣的初涉社會的種種失敗嚐試，我更願意分享從校園到社會當中的許多心理落差、心靈衝擊、酸甜苦辣……雖然這一切都不能解燃眉之急，但對時下正在尋找工作或將要找工作的學生們會有所啟迪，我也樂意伸出援助之手，幫助有需要的師弟師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