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建築——推進革命認同的象征符號(1 / 3)

紅色建築——推進革命認同的象征符號

建築號稱沒有文字的“世界年鑒”。紅色建築主要指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時間所建造的具有革命象征的紅色建築。這裏最具革命特征的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建造的中央革命博物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紅軍廣場以及海陸豐革命根據地所建造的“紅宮紅場”。中國共產黨通過這些特定的革命建築來打造革命敘事空間、革命象征空間、神聖紀念空間、政治活動空間,從而使其形成一個特定的革命場域,進行中國共產黨革命價值觀的傳播與教育,以此獲得民眾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合法性認同。“公共建築、廣場、紀念碑”“有助於人民對政府合法性的感受,使他們願意照公共政策辦事。”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造的紅色建築成為推進革命認同的象征符號。--一、“中央革命博物館”——中國共產黨建造的第一個“革命曆史博物館”自從1931年中共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後,中共開始建構其國家符號,除了國旗國徽、蘇維埃憲法法律等政治符號以外,還開始考慮到建構和展現自己的曆史和革命業績,讓廣大人民群眾了解和知曉這個國家的曆史,使得中共意識形態大眾化。其中革命博物館就是一個很好的革命敘事空間。1933年4月14日,中央蘇區革命互濟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為建立革命博物館及紀念黃公略、趙博生紀念碑》的提案,決定創辦中央革命博物館。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期間正式對外開放。博物館主要展出:世界革命領袖照片及其革命事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曆史發展變遷、犧牲革命烈士的遺像及其先進事跡、犧牲烈士的紀念品、蘇區的革命發展形勢、紅軍及各地方武裝發明創造的軍用品、蘇維埃文化等等。“博物館的陳列內容,真實地再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的曆史過程,反映了蘇區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以及蘇區在政權、經濟、文化建設方麵所取得的成就。”“其中珍貴的文物有趙博生烈士的公文包,黨和紅軍領袖蘇兆征、惲代英、向忠發、張太雷等同誌的生平事跡和遺物,還有一些紅軍在前線繳獲的戰利品,如在第一次反‘圍剿’中,被活捉的國民黨師長張輝瓚的軍褲等反麵文物。這些生動的文物史料,使蘇區軍民了解到黨的曆史和蘇區建設的業績,並從革命領袖及烈士的英雄事跡中受到鼓舞和教育,在蘇區的建設中煥發出力量。” 王予霞、湯加慶、蔡佳伍:《中央蘇區文化教育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頁。這些象征符號很好地傳播了中共曆史和革命理想,是對廣大群眾進行革命教育的一個寶庫。可惜的是在開放不到幾個月的時間,中央革命博物館遭國民黨飛機轟炸,被迫停止開發。長征開始後,中央革命博物館的曆史也告結束。中央革命博物館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座博物館,在其開放期間,曾廣泛收集和保護了一大批珍貴的革命文物,並充分利用這些革命文物史料教育和團結著廣大蘇區軍民,它的存在時間雖然非常短暫,但卻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王予霞、湯加慶、蔡佳伍:《中央蘇區文化教育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頁。博物館是一種重要的宣傳手段。建國以後,中央革命博物館得以重建,矗立在天安門東側,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曆史的一個縮影,成為傳播中國共產黨革命曆史的一個特殊空間。二、“紅軍八角帽”——中國共產黨建造的第一個“人民大會堂”1933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從葉坪搬遷到沙洲壩後,為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在沙洲壩老茶亭村的樹林中,建造一棟規模大、造型美,具有蘇維埃共和國標誌的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

大禮堂由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監造,錢壯飛擔任圖紙設計,總務廳主任袁福欽組織實施,並在江西和福建各選調了200多名技術人員和建築工人擔任大禮堂的具體施工任務。大禮堂8月1日動工興建,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經常到工地慰問工人,工人們都說:“這是我們自己選出的代表集會之處,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會按時間、保質量把大禮堂建好。”果然隻用了4個月時間,一座宏偉的建築拔地而起,整個外形也非常別致,從空中往下看,就像一頂紅軍的八角帽。當時整個建築用了48根木柱,這些木柱都是原有的大樹,為防止被敵人空軍發現,樹頂上的枝杈都還保留著,是很有創意的。這個大禮堂樓上樓下可容2000餘人,有三個特點:一是門多,便於疏散,在這四周共有17道門;二是視線好,無論坐在大廳內的哪個位置,都可以看見主席台;三是回音效果佳,不用麥克風,可以清晰聽到台上的講話。另外,在禮堂的北側10米處,還修築了一個“回”字形空洞,可容上千人。在大禮堂的門首上方還嵌著黃亞光書寫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17個楷書大字和他設計的地球儀圖案。

在準備直觀宣傳的形式時,應正確地把內容“譯”成造型符號和象征語言。 \[波\]列·沃伊塔西克著,鄧本中、錢樹德譯:《政治宣傳心理學》,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頁。通過“紅軍八角帽”等係列符號象征來表達革命之意義。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禮堂內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補代表83人,旁聽代表1500人左右,每個代表都領到兩本油印小冊子,那就是毛主席寫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在會上,毛澤東致了開幕詞,並作了中央政府兩年來的工作報告,大會討論和通過了“憲法大綱”、“蘇維埃建設”、“紅軍建設”、“經濟建設”等決議案以及關於國徽、國旗、軍旗的決定,選舉毛澤東、項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等175人為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委員36人。2月1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2月3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大禮堂召開,會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選舉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會的組成部門在原有九部一局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國民經濟和糧食人民委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