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嶺南文化的三大亮點——兼論嶺南人的文化精神
黃明同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有人認為，嶺南沒有文化。一些學者認為，嶺南文化這個概念根本不成立。曾經有一位歐洲來的記者問，嶺南是不是文化沙漠？可以明確地說，嶺南不是文化沙漠。嶺南這塊土地很特別，它起步得晚，古代比較落後，唐代開始發展，明中葉以後發展較快，到了近代，它已引領中國的曆史潮流。回顧嶺南社會發展的整個曆史，人們會發現越往後其文化就越燦爛輝煌。在嶺南文化的星空中，有許多的亮點，最為耀眼的三大亮點是慧能、陳獻章和孫中山。
嶺南特有的環境與文化精神
嶺南，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就是五嶺之南。五嶺即橫貫於廣東、廣西北麵的南嶺山脈上的五座山峰——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庾。嶺南，從地域說也應包括廣東、廣西和海南。我們現在講的嶺南文化,通常是以廣東文化作為代表的,因而這個概念其實不是太明確。
嶺南，是一片非常特別的土地。有獨特的地理環境社會環境，以及思維方式，因而形成別具特色的價值取向和文化精神。嶺南地理環境的特點：
首先，由於北麵五座大山的隔著，北方的風沙吹不進，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在古代也很難滲透過來，所以嶺南可謂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一直處於邊遠地帶。古代，中原的政治風波吹不到嶺南，其經濟發展也相對比較落後，從來不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第二，就是地形來看，從北向南是一個斜坡，從高山到丘陵再到雷州半島的台地，所以嶺南的地形地貌是多樣的。在這片土地上，河湧交錯，形成蛛網式的水網。多樣的地理環境，帶給人們多元的思維習慣，嶺南人非單一的思維處處可見。
古代中國，以農為本，但在嶺南，除了種稻、種豆、種穀子之外，人們還在水田裏麵養魚。唐代一名外籍官員劉恂，在廣東做官期間，觀察到嶺南地區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在其著作《嶺表錄異》裏曾記載，嶺南人“即先買鯇魚（學名‘草魚’——引者注）子撒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既為熟田，有受魚利，及種稻且無稗子。”在稻田裏養草魚，魚把那些雜草吃掉，不長稗子，魚拉出來的屎還可以肥田，稻穀就長得好，一舉而多得。嶺南人“以農為本”，但不“以農惟一”，不僅注重農業，還善於多種經營，如上為普遍的例子，此外人們常常在山前屋後種植果樹。迄至明末清初，廣東人把稻田弄成桑基魚塘和果基魚塘，形成了既富有生態文明意義，又帶有強烈的商業意識的新的生產模式。這無不說明嶺南“重農”，但不“抑商”，不鄙視“雞鳴而起孳孳而為利”的商人，更是富於商品意識——務實、兼容、開放。
特別的地理環境，還在於這片土地背山麵海，有3000多千米海岸線，由東北一直到西南，比其他省份都更長的海岸線。海洋資源非常豐富，對外貿易比較發達。據史料記載，早在西漢時期嶺南的沿海，如合浦（今屬廣西）、徐聞，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從廣州考古發現的越王墓看，墓中放置大量的舶來品，即可佐證當年在嶺南建立獨立王國之時，已經與海外有密切的交往。晉代之後，廣州成為南中國的重要的通商口岸，雖然明代曾一度實行“海禁”，但廣東對外交往一直綿延著。至明隆慶元年（1567），取消“海禁”，萬曆年初準允外國商船進入廣州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海貿易”，開放了粵、閩、浙、江四個海關，之後不久又把粵之外的三海關關閉，隻保留廣州獨口對外貿易，使它成為中國的南大門。正是漫長的海岸線，以及對外交往的悠久曆史，使嶺南文化積澱著富於海洋文化特色的價值理念，如嶺南文化精神裏有著如大海般胸懷的兼容性，以及海上絲路的開放性，這與中原不大一樣的文化取向。
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是諸地域文化中的一個。它，是原生態文化。十幾萬年以前，嶺南人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繁衍。在古代，嶺南給人的印象很壞，非常荒涼，人很野蠻，蓬頭文身，赤腳不穿鞋子，故被稱之為“南蠻”。古代，中原的官員犯了罪就被貶到嶺南。當然，原生態的嶺南文化在其發展進程中，也得到了中原文化的滋潤，並與西方文化交彙與融通。廣州荔灣區的“西古岸”，便是當年佛教傳來廣東時，達摩上岸的地方。
嶺南的發展的兩個轉機，帶來了嶺南文化的發展。其一，在粵北開了一個梅嶺通道。張九齡任宰相時，把比較窄的梅嶺通道拓寬了。那個通道很古樸，繞過很大的山，再穿過一個山洞，就是江西。以前北方要到嶺南來，要從湖南的湘江乘船到漓江，再轉到西江，沿江而下到廣州或是北部灣去，梅嶺通道擴展後，嶺南同北方的交往就方便了。另一轉機，是澳門港口的開放，這對廣東起了很大的作用，對中國走出中世紀起了很大的作用。澳門，在明中葉是中國的地方，但是葡萄牙的水兵到澳門，借口上岸晾衣服，結果上岸就不走了，後來就強迫清政府借那個地方給他們。之後，西方傳教士進來，他們帶來了西方先進的近代科學技術、先進文化。“西學東漸”與“中學西漸”的文化交彙、碰撞，使廣東得風氣之先，由此廣東也快步跨進先進行列，在明末清初由一個比較落後的地區發展成了一個比較先進的地區，廣州也成為“天然商國”。嶺南，特有的土地，孕育富於特色的嶺南文化。務實、兼容、開放與創新,既是嶺南文化的特點，也是嶺南人的文化精神。正是這樣的文化精神，孕育著引領風騷的嶺南人，鑄造出一代代的文化名人。嶺南文化燦爛的星空上，有三顆非常耀眼的明星。他們不僅是嶺南的文化明星，還是中國的文化明星，以至是世界的文化明星。
第一大亮點：佛教改革的禪宗六祖慧能
慧能，禪宗六祖，廣東新州人，出身貧苦。慧能的父親，是一個貶官，在他很小時便去世了，他隻能靠上山砍柴去賣來維持家用。有一次賣柴的時候，他聽人念《金剛經》，覺得很有道理。於是離開家鄉，到湖北黃梅，禪宗五祖弘忍問他：你是哪裏人,慧能答是嶺南新州人，並說明前來的目的是“為求作佛”。五祖說，嶺南人無佛性，你不要和我學了。慧能答得很妙“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初顯慧能佛性平等的理念。因為地方歧視，五祖還是沒有讓他做和尚，隻當了行者，在佛寺裏打雜。
五祖弘忍要選拔衣缽繼承人，他讓眾生徒做偈。大弟子神秀作的偈稱：“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慧能看了也寫了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佛性常清靜，何處惹塵埃。”他強調，世界就是空，從本性上看什麼都是不存在的，哪有什麼菩提樹、明鏡？菩提本來就不是樹,明鏡也不是台，佛性本來就清靜，哪有什麼塵埃可染啊。這個境界當然要比神秀高得多，對佛理領會得更深刻。五祖弘忍看後覺得慧能不錯，確實是有佛根，有悟性，就悄悄地把衣缽傳給了他，還給了他一本《金剛經》，讓他趕快往南逃，逃回嶺南去。慧能就悄悄地離開了寺廟，回了嶺南。他在光孝寺和法師對話的時候，法師發現他確實是悟性高。他把法衣和《金剛經》拿出來給他們看，然後在光孝寺削發受戒，成了禪宗六祖。後來他在廣東幾個寺廟傳法、講經。他是不識字的，是個文盲。再後來他的弟子幫他整理了一些講課的講稿，傳了下來，這就是《壇經》。
《壇經》主要有這麼幾方麵的理論：
其一，真如緣起論。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真如”，就是自己的本性，也就是佛性。一切東西都是由這個真如產生的，所以首先強調真如緣起。
其二，頓悟成佛論。禪宗要坐禪念經，慧能覺得太煩瑣。嶺南文化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是非常務實，普羅大眾哪有時間整天念經坐禪啊，所以慧能就說根本不需要這樣，隻要你把心中的佛性悟出來了，一刹那間，萬念俱灰，那馬上就成佛了。
其三，無念為宗論。成佛要悟，悟就是要無念，無念就是念念不住，無念者因念而不念。在這點上與中國的心學相通、相一致。
慧能所以稱得上嶺南文化的第一個亮點，主要原因是他在嶺南還處於大大落後於中原地區的唐代，便敢於挑戰權威，敢於把外來的佛學與中國傳統的儒學進行融會，從而進行宗教的改革和創新。具體說，他在文化發展中的創新與貢獻，有——
第一，慧能融會了印度的佛教和中國的儒學。慧能所主張的這套修煉方法，符合中國儒家的修養方法。儒家的修養方法，可以孟子為代表，講盡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盡心就是了解自己的心，充分了解了心，就能知道人的本性，這本性就是仁義禮智，這四端之心悟到了，就和天相通了，就知道天命了。可見禪宗簡化的修身方法和儒家比較一致，符合中國人的習慣，既簡便又易於操作。
慧能反對佛教不忠誠於君主，不孝敬父母。他把儒家的忠孝與佛教結合，矯正了在佛教剛傳進來時所出現的教徒不忠不孝的社會現象，使佛教更合乎中國傳統的道德倫常，讓中國的普羅大眾都能普遍地接受其佛理和修煉方法，也就解決了佛教的世俗化和中國化問題，因而中國化的禪宗傳播得很快。後來傳到東南亞，傳到日本，又傳到了美國，成為了世界性的宗教。
在台灣，有三大佛寺——法鼓山、中台禪寺和佛光山，都是慧能禪宗的後派，自稱為“漢傳禪宗”。台灣的禪寺宣揚慧能的佛教世俗化的理念，倡導“人間宗教”，從事大量的社會公益和慈善活動，特別致力於文化教育工作，對淨化世人的心靈，發揮了良好的作用。美國人以為禪宗是從日本傳過去的，一位已過世的華人學者陳榮捷教授，他就說美國流傳的禪宗是從日本過去的，而日本的禪宗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充分肯定了慧能禪宗對世界文化的影響。慧能進行了一場宗教革命，其影響極大不僅在嶺南，以至中國，乃至於世界。
第二大亮點：開啟明代心學的廣東碩儒陳獻章
陳獻章（1428—1500），嶺南碩儒，是廣東唯一入祀孔廟的聖賢。他是明代心學的開拓者，嶺南精英文化的奠基者，古代思想解放的先驅者。
陳獻章的出身和慧能有點相似，他的祖上也是北方下來的，但是從史料看，他的祖輩不是貶官。南宋的時候很多人南遷，陳獻章的祖上南遷過來以後，在新會落了根。他爺爺喜歡道家，非常地超脫，不怎麼管家。在陳獻章沒有出世的時候，他父親就去世了，所以陳獻章出生後已家道中落，但也還可以維持他讀書。陳獻章20歲中舉，接著進京會試。參加會試三次，21歲一次，24歲一次，27歲還考了一次，都落榜。他第二次會考後，便去江西拜吳康齋為師，但覺得在吳康齋那裏學不到如何做聖人，就回來了，閉門不出，居家靜坐，坐“小廬山”讀書十餘年，發明了一個“自得之學”，創立了理學的新派——江門學派。
陳獻章創立的學說，打破學界的沉寂，兼容諸家學說，挑戰具獨尊地位的程朱理學，突破陸九淵心學，是別具一格的富於嶺南特色的白沙心學，有“王陽明的真教主”之美譽。其心學在開創嶺南文化新風的同時，使明代學術“始入精微”。白沙心學為湛若水所繼承和弘揚，師徒共同構建的嶺南心學，成為程朱理學向王陽明心學轉換的不可或缺的過渡環節。他所開創的嶺南心學，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貢獻。
白沙心學，對朱熹理學獨尊地位進行了挑戰
明初，“六籍無光輝”的時代，學術氛圍一片寂靜。白沙學說的創立，首先是對處於獨尊地位的朱熹理學的挑戰。明代的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采取了尊儒的策略。出身低微的他，自知“無古人之博知”，缺乏遠見卓識，故欲借助儒生來治國，接連下詔，讓儒士“為武臣講經史”，“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氏學”，“天下通祀孔子”等等。當時，官方所倡導的儒家思想仍然是朱熹理學。由於明初整肅的政治高壓，儒士們已成驚弓之鳥，他們不以“登仕為榮，罷職為恥”，守道出世成為世風，太祖的尊儒，並沒能使學術思想活躍起來。
至永樂年間，原來的文化策略未變，且有更大的尊儒措施。明成祖組織儒生編纂和出版《永樂大典》、《文獻大成》、《洪武正韻》、《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理性大全》等書籍，並規定各級學校必須采用朱熹傳注的四書五經。由此，在南宋末已取得統治地位的朱熹理學，更具有了獨尊地位。學界的狀況是：朱學的門人弟子“師承有自，矩矱秩然”，儒生們“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明史》卷282。。這種墨守成規、不敢改錯的文化專製局麵，直至明中葉，首先受到嶺南陳獻章“自得之學”的衝擊。
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充分肯定陳獻章在明代學界的創新，明確認定白沙學說“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頁。。陳獻章到江西師從理學家吳與弼，在老師的嚴格要求和悉心指導下，接受了“古聖賢垂訓之書”的講學，博覽了儒家的經典，對理學的“濂、洛、關、閩”各家各派，均為熟悉。39歲的陳獻章，創立“自得之學”後“複遊太學”，在和楊龜山《此日不得歸》詩中，自稱“吾學有宗旨，千秋朱紫陽”；在陳獻章去世之後，神宗皇帝下詔建白沙家祠時，所賜的對聯稱“道傳孔孟三千載，學紹程朱第一支”，而事實上，陳獻章與朱熹理學的關係，並非單純的繼承，他在學習了朱熹理學之後，卻進行了大膽的挑戰。
可以說，陳獻章接受過程朱理學的教育，熟讀過朱子著作，他自己承認受過朱熹理學的影響，但他的“靜坐”與“自得”別開生麵，另立門戶。由於當時朱熹理學獨尊地位的特定環境，他的作聖之功不得不循著朱熹理學的理路，但他也像後來的王陽明一樣，在他感到用朱熹的辦法無所得之後，轉而超越了朱熹理學。自詡其學說的“宗旨”是“千秋朱紫陽”，固然是他學習過程的真實寫照。陳獻章承認其學說與朱熹理學有著一定的淵源關係，但同時又別具一格。“獨開門戶”的白沙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挑戰了朱熹理學——
首先，對朱熹“先理後氣”的理學框架的突破。
黃宗羲對陳獻章創立的白沙之學，作如是概括：“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頁。這簡要的大白話，濃縮了豐富精深的白沙心學，道出了白沙心學的創新之處。白沙學說，既要“宗自然”，又要“自得”，這在理學中是別開生麵的新的理論路向。它有別於北宋以來，理學的兩大學派“理”一元論和“氣”一元論。陳獻章承認，鳶飛魚躍的“自然”，是客觀存在的“實”，它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可感知的“氣”的世界。他明確提出，“天地間一氣而已，屈信相感，其變無窮”《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1頁。，又說“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同上書，第305頁。。在陳獻章看來，自然而然存在的客觀世界，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生生化化”，任其“推遷”同上書，第6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