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家、民族、統一問題
九一八以後，日本侵略軍迅速占領中國東北全境，華北五省相繼發起“自治運動”，形勢十分危急。蔣介石政府支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日采取不抵抗主義，集中兵力進攻蘇區，以期盡早剿滅共產黨及其他異已勢力。但是，迫於國內輿論和國際政治的壓力，蔣介石隨後不得不改變策略，以民族英雄自命，利用“民族”和“抗日”的名義，將權力迅速集中起來，進一步鞏固個人在全黨全國全軍的領袖和統帥地位，以致達到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權力巔峰狀態。
共產國際和蘇聯極力遏製日本侵華戰爭的擴大化，“武裝保衛蘇聯”成了流行一時的口號。在對華政策上，斯大林由於過高估計了蔣介石的個人作用和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能量，因此雖然在意識形態方麵與中共保持相當的一致性，但是，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則更多地給予國民黨政府以援助。明顯地，這是一種機會主義的立場。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國際的主要負責人季米特洛夫作了題為《法西斯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為“統一戰線”問題確立了基調。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全國人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和國防聯軍，以挽救民族危亡。從總的傾向看來，宣言體現了共產國際的意向和蘇聯斯大林的政策立場。影響到中國左翼文壇，則有周揚的“國防文學”口號的大力張揚，以及後來的解散左聯等係列組織性行為的發生。
毛澤東堅持他在黨內的獨立路線，一麵抵製共產國際的盲目指揮和“莫斯科派”的教條主義，一麵挑戰蔣介石政府的國家中心民族主義。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重點討論了關於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的問題，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會後，毛澤東即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明確提出：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必須屬於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
馮雪峰是毛澤東路線的積極的支持者，他對毛澤東的個人思想和領導才能一直抱欣賞態度。當他作為中央的特派人員於1936年4月從陝北來到上海以後，根據從魯迅、胡風等處獲取的信息，決定在“國防文學”之外，另提一個新口號，以期在文化陣線上推行毛澤東的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獨立自主的思想路線。經由他和胡風兩人商議，並征得魯迅的同意，新口號確定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由胡風撰文正式提了出來。
這時，魯迅成了馮雪峰的統戰對象。他極力爭取魯迅，使之成為一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為黨所掌握的一種武器和力量。而魯迅，以他的個人主義的立場，當然不會輕易地為別的個人和組織所利用；在他那裏，始終有著清楚的限界。但是，就個人品質而言，馮雪峰是可信任的。正是在馮雪峰，以及他的朋友柔石瞿秋白等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反對黨的真實的存在。在國家、民族和統一戰線問題上，魯迅通過馮雪峰，對這個反對黨的基本政策有了更為直接的了解，並且可以從中找到與自己的思想正相合榫的地方。在同這個跋涉過二萬五千裏烽火道路的年青造反者相處的最後的日子裏，整個氣氛是融洽的，溫暖的，多少令人慰藉的。在此期間，馮雪峰代替魯迅起草了幾篇重要的文稿；此外，在後來結集為《回憶魯迅》的集子裏，還記錄了魯迅不少的談話片斷。這些片斷，成為尋繹魯迅晚年思想變化的極為珍貴的線頭。隻是馮雪峰在闡釋時，由於隨處采取黨派的，集體的立場，容易忽略魯迅作為思想者個人的獨特的思想價值，甚至出現不少不應有的曲解的地方。
關於國家，民族和人民，魯迅的態度是一貫的。對“統一戰線”問題的理解，其實是這一基本態度的延伸。個人不同於政黨的地方就在這裏。統一戰線並不表現為一種策略，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在魯迅這裏，有關權力者和無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互相對立的觀點十分鮮明。他正是持這樣的立場和觀點看待國家和民族問題的。在他看來，日本就是兩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與人民的日本，戰爭的日本與和平的日本。他相信，在日本和中國的人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但是，目前在經受著前一個日本的侵略和奴役的情況下，則必須駁斥諸如“親善”、“提攜”之類為不抵抗主義張目的論調；惟以堅決的抵抗，才能迎來後一個日本，也即中日民族平等共處的將來。同樣地，中國也有兩個中國：統治者的中國和大眾的中國，保衛中國就是保衛後一個中國。魯迅知道，中國的大眾容易流於狹隘愛國主義，所以不忘一再提醒說：“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在救亡中，他支持啟蒙工作，仍然宣傳他的“拿來主義”，以及其他促進中國現代化的主張。他確信，一個自由開放，並為此不懈奮鬥的民族是有前途的民族，隻有封閉的民族注定要衰亡。由於魯迅把國家和民族從中劃分為上下兩大層級，所以在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他認定，上層完全有可能出現親和現象。大量的事實表明，外來的侵略者和本國的壓迫者是互相勾結的，他們共同出賣的是底層大眾的利益。所謂戰爭，正如魯迅所說：“好像戲台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台約定了的。”他常常把同族和異族的奴役者相提並論，有主子就有奴才，在一國之內如此，國與國之間同樣如此。在批判“民族主義文學”時，他便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和養育流氓的。奴才一麵依仗外國主子的暴力，一麵利用他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國府”除了賣國，“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誣陷、殺戮”。《漫與》記道：“九一八的紀念日，則華界但有囚車隨著武裝巡捕梭巡，這囚車並非‘意圖’拘禁敵人或漢奸，而是專為‘意圖乘機搗亂’的‘反動分子’所預設的寶座。”致台靜農信中，這樣說到一二九運動：“北平學生遊行，所遭與前數次無異，聞之慘然”；又說到上海學生為聲援北平學生遊行而跪在國民黨市政府門前請願一事：“上海學生，則長跪於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至隕亡。”時值二十世紀，在中國，帝製早已廢除，而接受現代高等教育的學生居然要向政府下跪。不問而知，這又是曆史的一種反芻；從本質上說，倒是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沒有大關係的。
國家問題成為民族主義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伯林發現，通過軍事征服，或某種非正義的壓迫手段使一個民族受辱時，通常會造成民族主義的反應。他把這種反應稱作“嫩枝彎曲”現象，意思是說，彎曲的嫩枝是會反彈回來的。因此，國家總是利用民族的集體創傷，激發民族主義情感，作為維持自身凝聚力的一種方式。在現代民族國家中，民族與國家兩者很難從曆史和地域的聯係中斷然分開；對於現代性發育不健全的、宗族觀念根深蒂固的民族國家來說尤其如此。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大抵傾向於愛國主義宣傳，卻具有更大的盲目性、煽動性和有效性。它被賦予政治力量的各種主題，如民族解放，民族榮譽等，而為政府或別的政治運動所利用，借以動員民族成員的熱情及調動眾多的社會資源，以支持它們的具體目標。當民族處於危亡之際，民族主義特別有利於國家權力集團統治合法化，這是可以肯定的。
魯迅對民族主義與國家行為的結合的危險性，表現出高度的警覺。他一直反對以“種族”、“民族”的大概念掩蓋國家內部的階級對立和衝突，一再強調說國家的統治者是不能代表民族的，要看民族的筋骨和脊梁，隻能看“地底下”。這有點像西哀耶士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說的，“第三等級”便意味著民族。這是現代的民族觀念，革命的民族觀念。這種觀念，明顯是敵視現存的國家秩序的。在愛國主義的呼聲日漸高漲之際，魯迅及時揭露政府所宣揚的“嶽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對左聯內部如何家槐等宣傳統一戰線，而把嶽飛等當作“民族英雄”來鼓吹的做法，也作了批判和矯正。嶽飛，作為中國曆史上慣見的一個文化符號，代表的是有關國家與民族關係的陳腐的價值原則，對此頌揚還是批判？這著實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魯迅把問題提了出來，並且加以顛覆；然而，他的聲音並沒有得到回應，完全被民族主義的噪音淹沒了。
無論民族或國家，既然存在著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因此，必然同樣存在著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不同的道德規範。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壓迫者卻是道德的。這是事實，是魯迅反複強調過的。所以，要講“統一戰線”，他認為隻能是被壓迫者的統一，民眾的統一。當然，民眾與大眾的概念還可以擴大，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擴大到包容壓迫者，因為本國本族的壓迫者同外國外族的壓迫者是一氣的。從清黨至今的眾多青年民眾的流血斃命的事實，足以支持這個判斷。這段慘痛的曆史不是可以輕易拋棄的，拋棄之後，必然招致更大的慘痛。這是魯迅對於“統一戰線”的意見的道德論基礎。中國幾千年是一個主權在君的國家，愚民政策的結果，使得民眾從嶽飛時代直到現在，都把“精忠報國”當成普遍的道德信條，何況現在又到了“還我河山”的時候。胡適——知識界的“胡羊”——明確地把中央政府看作國家的代表，說：“一個黨國的政黨的主張便成了一國政策的依據，便是一國的公器。”問題是，包括知識界在內，“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簡直無人察覺所在的是“黨國”：“保衛祖國就是保衛黨國。這個嚴重的悖論，不能不使魯迅意識到隱藏在“統一戰線”中的危機：“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可是，除了這樣的人民，抗戰的希望又在哪裏呢？
統一戰線成了政治和軍事實踐中的一個中心問題。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諸如國家、民族、黨派以及民眾的具體態度；對個人而言，則與基本的政治倫理觀念有關。魯迅通過讚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以及對它所作的闡釋，通過撰寫的關於壓迫者“懺悔者”和“奴隸”的大量文字，相當清楚地表達了個人對於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和鬥爭的意見。這些意見，固然不同於周揚等“國防文學”派，其實與馮雪峰和胡風也並不完全相同。馮雪峰等注入新口號裏的重要內容，是毛澤東的關於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而魯迅所要強調的，則是國家主權或革命主權對人權的問題，這是很不一樣的。他是徹底的人權主義者，他認為最迫切的問題是奴隸的解放；不管做同族的還是異族的奴隸，隻要是奴隸，他說都不要做，要做的隻能是“人”。
當胡風的文章挾帶一個新口號發表以後，立刻遭到“國防文學”派的大規模的反擊，著文的不但有徐懋庸、周揚等，連遠在東京的郭沫若及左聯支部也參與進來，加入反對新口號的陣列。兩個口號之爭不斷升級，流言跟著起來，有的文章甚至把魯迅和胡風拉到一起進行攻擊。馮雪峰出於統戰的考慮，一方麵製止胡風寫文章，一方麵通過茅盾等人從中斡旋，勸告周揚等改變對魯迅的態度，不要再散布說魯迅“反對統一戰線”之類的話；對於口號，則從原來的理論立場上後退，試圖采取正確解釋“國防文學”的辦法，還提出兩個口號並存之說。等到所有一切努力無濟於事，攻勢有增無已時，馮雪峰隻好動員魯迅親自出麵發表文章了。
可是，在魯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發表之後，問題非但不能解決，徐懋庸還給魯迅寫了一封信，用魯迅的話說，是雄赳赳打上門來了。信裏一副教訓的口氣，說是魯迅近期的言行，“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說是“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還說魯迅“不看事而隻看人”，“看人又看得不準”雲雲。魯迅怒不可遏，無奈體力不支，無法立即複信，。不得已隻好仍由馮雪峰執筆，代替他草擬了一篇公開信模樣的文章，但仍執意做了修改，又續寫了最後部分才發了出去。
顯然，馮雪峰在文中摻進了一些黨派意識的東西，正如在個別事實方麵也做了些假動作一樣，譬如說口號曾經與茅盾商量過，即是這種情況；把《子夜》與《紅樓夢》並列，把郭沫若置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都是為了緩和矛盾而不惜違背魯迅的原意的。在枝節問題上，魯迅做了妥協。但是，對於新口號，他堅持在同國家、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相關的意義上，作了與個人一貫的對國家中心及製度化規則的批判相一致的激進的闡發。“大眾”是相對於國家和政府的共同體，一個“非製度政治空間”。在這個空間裏，沒有規定的邊界，沒有官僚氣味，沒有與國家主權相關的任何官方地位。如果說領土邊界構成為國家的主要依據，那麼大眾社會關心的，惟是邊界內部的環境、生存、生活和生命自身，與“國防”所關注的維持邊界不變的一種國家體係概念是不同的。魯迅所以堅持大眾的概念，是試圖以多元消解一元，表明一種反製度的意向，為社會的自治、多數和差異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