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劫 離離草
俞天白
一
望子成龍，是人類繁衍發展的本能，至於如何實現，卻各有各的高招，並都打上了不同父母特有生活經曆的烙印。我父親也不例外。在我五歲左右，他便教我“讀”唐詩宋詞了。與其說“讀”，不如說“唱”，教我山歌一般會“唱”了，才讓我識記組成詩詞句子中那些文字和意義。然後讀《古文觀止》，背九九表，學算術。他嫌當地教師“不開化”，讓我們吃壞了“開口奶”，都親自啟蒙。
我母親操心的是我們溫飽，注重我們眼前的瑣瑣碎碎。我們的腦殼，便成了我父母分歧的集中點。那一回我哥哥到江灘打群架，正好碰到出診去的爸爸，給抓了回來。爸爸痛心地斥責，你《春夜宴桃園序》都沒有背出來，怎麼有心思去野？啊？你太叫我失望了！……哥哥卻有恃無恐，說我背出來了，我背給你聽……“聽”字餘音未斷，突然恐懼地抱住了腦袋，直往桌子底下鑽。原來到塘埠頭洗衣的媽媽回來了。她一眼便發現我哥哥棉袍上的一個小口子。不由分說，抓起爸爸的長煙筒，兜頭撲麵地就朝我哥哥頭上啄。
爸爸迅速撲過去，護住我哥的腦袋急喊：“這是腦部啊，你一煙鍋子就敲碎他一輩子的飯碗啦！……”一連兩煙鍋全啄在他的背脊上，疼得他眼睛鼻子都擠在一塊了。
媽媽把煙筒一丟，嚷嚷：“剛剛縫好後襟，前襟就撕開啦，我拿什麼給你們裹呀！我窮忙到什麼時候出頭呀！……”
爸爸歎口氣，忍住，卻更加執著地將“出頭”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的“腦袋”上。除了接待病人，他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花在教育我們兄弟倆上了。
從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跌跌撞撞走過來的他，除了兒女的一顆腦袋，他的人生希望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寄托呢？
二
父親自幼給我的印象，是不合時宜，到處都不合時宜。
這種不合時宜，可說是時代的烙印。他進蒙館讀過四書五經，接受過八股文的寫作訓練，原該參加科舉的時日，新的時代潮流，卻將他送進舊製（當時卻是新製）中學接受全新教育，這可是以叛逆為時尚的教育。隨“五四”運動而來的，除了北京那批文化先驅，還有許多崛起於各地的離經叛道者。浙江就有一個因《非孝論》而聲名鵲起的施複亮。非孝，對於“以孝治天下”的封建中國，算叛逆到家了！我父親，這個乳名“忠寶”、單名“春”，又因家譜輩分以“景回”為字的年輕人，也不甘落後，用驚世駭俗的筆墨，追逐那些文化明星。他聲討孔家店，揭示封建禮教的喪失人性；他嘲笑八股文，是陷中國文化於萬劫不複的軟刀子；他控訴節婦烈女、包辦婚姻的滅絕人性，為此他和妻子離異，那是一位清末縣官的大小姐，由我奶奶包辦的，成婚隻有幾個月……豈料，我奶奶和我伯伯合演的幾幕人間慘劇，卻成了考驗他是否真叛逆的試金石，硬把他推進幾乎自我毀滅的深淵！
其實，這幾幕人間慘劇，是有人在幕後導演的。
我公公，世代相傳的一位農民，被“長毛”俘去當挑夫的途中，死於一次遭遇戰。孤苦伶仃的我爺爺流落異鄉，被一位老木匠收為徒弟。滿師後，他到處做臨時活，篳路藍縷，有了一點餘資，就在這個江灣鎮下街頭開起一家小小的木工作坊，小本生意，主要幫人家修理舊木器。生活也隻能養活他一口子無法成家。也算老天爺可憐他吧，那年黃梅季節，他到會嵇山區買了一點木料，編成木排順水送到江灣鎮碼頭。還來不及上岸，天降暴雨。一年一次的大水如期而至。漲水前，爺爺隻能采取應急措施，用幾根木樁把木料固定在沙灘上，以防漂走。所有本錢都投進了，虧不起啊，必須萬無一失，木樁打得又多又深。不想，大水退去以後，爺爺堆木排處，隻見一堆沙丘。不知原因的爺爺發瘋般的，用鐵鍬挖沙尋找，挖呀，挖呀，很快，木材出現了，可不是原來的，而是上好的楠木！他再挖，是樟木，再挖，是荷木、杉木！我爺爺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頓時丟下鐵鍬，的跪到沙土上，雙手合十，搗蒜似的向蒼天叩頭，喃喃地說：“老天爺保佑哇！老天爺保佑我這個苦命人哇！……”
原來，上遊漂下了幾十排木材，被爺爺的木料擋住，留下了！
我爺爺發了！一下子擴大店麵，開起了木器作坊，顧用了幾個工人，自產自銷桌椅床鋪等木器家具。不僅娶了義烏縣城西門外陳家的小姐成了家，而且，和所有中國傳統的小生產者一樣，不忘傳之千秋萬代的土地，在祖居北鄉茂後村，購置了十三畝水田和一片山林，並打算建造房屋，以待落葉歸根。可惜宅基沒有選定，一場傷寒奪走了他的性命。當時我父親隻有五歲。麵對孤兒寡婦，幾個居心叵測的夥計和賬房先生勾結，變著法兒，將木器店的資財貨物侵吞一空。孤苦無援的我奶奶，不敢隨土地就食於故園，因為幾代單傳，門庭早就冷落，沒有一個近親可以依傍，也沒有住房落腳，隻能聽從父母兄弟的建議，帶著兩個兒子，回到義烏縣城西門外，在娘家附近租賃房子住下，隻望平平安安地將兩個孩子撫養成人。老大忠孝，不愛讀書，就給送到了一家南貨店當了學徒；深得老師讚賞的老二忠寶，則繼續上中學深造。
她萬萬沒有料到，另一場陰謀，一步步地正將她孤兒寡婦圈入網中。
攫取的目標，是我爺爺所置的那十三畝水田。那是茂後村最肥的土地，旱澇保收，而且離村隻有一步之遙，站在家門可以呼喚耕作者回家進餐，挑一擔肥不用換肩。當年我爺爺購買到手以後，就租給原主耕作。幾年以後，原主後悔了，揚言是“賤買留種”，要求原價贖回；族內也有好多人看中了它，明爭暗鬥的，都在等機會。但不難看出，母子三口雖然門衰祚薄，境況淒苦，家底卻不薄，僅憑這幾畝田的租米，足以維持一家溫飽，隻要不遭受天災人禍之類的特殊困難，沒有任何理由變賣先夫這份遺產。
強者為王，有人暗中製造“特殊困難”——人禍了。他們將長子忠孝誘進了賭場，並誘他吸上了“福壽膏”（鴉片）。很快負債累累。他回家向寡母要錢，先是吞吞吐吐，繼而吵吵鬧鬧，然後不擇手段地強行索取。從現金，到金銀細軟，最後要的是田契。手段之極端，可謂匪夷所思：或將糞便倒進鍋子裏煎煮，或在我奶奶床頭掛起鐵皮洋油桶通宵達旦敲打。我奶奶痛不欲生。她不敢告訴老二，她老二寄宿在學校裏，能瞞就瞞著吧，縱然告訴了他，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孩子，於事何補呢？她隻能去找娘家兄弟求助，可都太厚道了，除了苦口婆心地規勸，拿不出有效的應對措施。眼看老大越來越喪失人性，她不得不向強者求助。這是家醜，隻能傾吐於隱秘的密室，以求保全臉麵的解困之道，終於失去了一個寡婦應有的“操守”。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何況是這種桃色豔聞。我父親正迎著時代潮流搏風擊浪，一周隻匆匆回家一次換取衣物的，到他感覺到母親不正常的時候，早已飛短流長滿街坊了。開始他像遭受了生母的淩辱，把哥哥的墮落，也歸咎於她之失範，繼而陷入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非孝論》曾讓他傾倒，但自己母親不同，一個寡婦，提攜捧負，撫養他成人太不容易了，“非孝”會把自己變成不知反哺不仁不義的禽獸；如今，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實行“非孝”的時候，卻不能不承受要母親恪守“婦德”，堅守封建禮教，繼續寡居生活的惡名！應該做的，倒是以鮮明的態度支持母親，和母親站在一起宣布“非禮”才是！可是，這不僅會招來更多的非議，而且會讓他表現得更“孝”了的啊！……
如此這般，左無依，右無傍；進不能，退不得，夢中都在遭受折磨。
就在這時候，惡化了的“家醜”，驅使他選擇了自暴自棄！
我伯伯忠孝死了！屍體，是被漁老兒在西門外一口大池塘裏偶然網到的。尚未腐爛，脖子上還勒著幾圈手指粗的麻索。消息轟動義烏縣城。警方很快鎖定流言中我奶奶這一對奸夫淫婦，並逮捕了我奶奶。她當天就招認了，是她花錢顧人謀殺的。動機就是為了保住先夫那幾畝土地與產業。警方按圖索驥追捕殺手。殺手早已聞風逃逸。我伯伯作惡多端，不僅敲詐母親，還偷盜、訛詐左鄰右舍，成為一方公害。我奶奶獲得了普遍同情，盡管坊間傳說她是為了保護奸夫獨自承擔責任的，也被原諒了。僅獲刑五年。
家門如此不幸，我父親無顏見親友、同學和鄰裏。他開始自暴自棄，竟然走進了煙館獲取麻醉，和他哥哥一樣到賭桌邊去尋找刺激。
如果沒有她及時地伸出援手，我父親的結局，與我伯伯不會有多大區別。
三
她，就是以後成為我“西門外外婆”的女人：王氏。
她是我奶奶的鄰居，染坊老板娘。成親多年卻不生育，一看孱弱多病的染坊老板就知問題出在哪兒。按照鄉俗，她領了一個女孩來“招弟”，叫“招駒”。她的目光早就被我父親吸引。他對節婦烈女的同情和不齒，對製造了節婦烈女的宗族勢力的激烈抨擊，很讓她心旌激蕩。她年紀比他大五六歲，但有足夠的膽量與自信，借助嬌媚的姿色，請他在她身上展現叛逆精神，隻恨找不到借口接近。如今他卻有可能幫她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飽享妻子、母親的幸福了。鵲橋那麼現成，一家子死的死、囚的囚，自暴自棄、煢煢孑立的他，需要飲食衣著之照料，更需要溫暖體貼的關愛，無時無刻不是過橋的機會。她不失時機出了手。不是差養女送吃的喝的洗滌衣褲，收拾居室，就是親自上門說說話，甚至不怕拋頭露麵找到煙館賭場去把他勸回來。她如願了。做了多年活寡的她，成了真正的、完整的女人：生下一個兒子——在鄰裏，至少我母親眼裏無處不像我父親的孩子。
無奈，我父親獲得的，絕不是豔福，而是山一般沉重的負罪感。需知投懷送抱的，是被他稱為“嬸嬸”的女人！他既毀了她的婦德，也蹂躪了君子應守的倫常，難道不比母親、哥哥更為不肖？他雖然遠離賭場，也戒了毒，重新出現在叛逆者的群體中，卻是破罐子破摔，展示更徹底、更強烈的叛逆精神，以謀求心理平衡。他借助南方革命軍北伐的聲威，借助筆墨的鋒芒，橫掃封建餘孽，嘲弄他想嘲弄的種種，更加出格地表現新潮和無所畏懼，蔑視人生，否定一切，包括列祖列宗和神佛，甚至帶頭掃蕩廟宇寺庵。並一如既往，揭露恃強淩弱仗勢欺貧的不公，對陷於愚昧的中國人發出呐喊，成了當地《稠州周報》的主筆。
這樣的年輕人，“四一二”政變的烏雲一旦席卷而至，被當成共產黨員通緝，也理所當然了。他拋棄了一切幻想和僥幸，選擇逃亡。他尋找的保護傘是陳望道先生。雖是同鄉，卻沒有直接交往，也沒有讀過這位師長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隻知道陳先生是青年導師，《非孝論》就是發表在他與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主持的《浙江新潮》上的，震動了全國的杭州“一師風潮”，始終鼓舞著他，而且地址盡人皆知：上海複旦大學。
他帶著以往寫的文章，找到了陳望道。一口濃重的鄉音，就是一份介紹信。義烏人剽悍重義，凡在外鄉落難，隻要力所能及，都能盡綿薄之力相助，何況是這樣的進步青年？陳先生義不容辭地把他保護起來，改名俞東君。聽說魯迅新辦了一份雜誌，需要編輯，就寫了一封介紹信，叫他去應聘，以解決生活問題。我父親尋訪到大陸新村魯迅寓所，見有位中年人邊抽煙邊瀏覽報紙，就說：“我來找周先生……”魯迅說：“這裏有好幾位姓周的，您找的是哪位？”我父親說：“我找魯迅先生。望道先生叫我來的。”魯迅說：“我就是。請坐。”與這位心儀已久的文壇巨擘麵對麵了，我父親忐忑不安地遞上介紹信，在一邊坐下。魯迅看了信說：“不巧，編輯昨天定下了。……不過，或許還會有機會的，到時候我請陳先生告訴你。你看呢？”魯迅沒有幫上忙，陳望道卻把他留了下來，安排他到複旦實驗中學當職員。父親先在教務處任職員，因他自幼遵從中國傳統士大夫需要習醫而涉獵醫藥的那點基礎，曾到震旦大學醫學院旁聽而後擔任了生理衛生課的教師。
在這個全新的環境裏，他的生活是謹慎的。他仰慕魯迅，向往編輯生涯和文學陣地，他以裝聾作啞的方式，等待魯迅先生給他送來機會。到他成家，更為務實了。伴隨他的，是一個年紀比他少了一半，完全可以當女兒的嬌妻。
她，就是我母親吳招駒，染坊老板娘養的童養媳。她是井頭山村農民的三女兒。染坊老板娘始終把她當成親生女兒來撫養，左鄰右舍到店堂來串門，她總是一起說說笑笑，表現沒大沒小。因西門外是我奶奶娘家，有許多稱我父親為表兄弟的少年男女，她隨他們叫我父親為表哥。他在上海蟄居的第五個年頭，14歲的她，便“追”到上海來了。
母親18歲留影 其實，“追”他的，不是這位少女。她不識字，無法以書信和他溝通。她是替代養母追來的。他逃亡不久，染坊老板去世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寡婦獨自支撐著一家染坊，獨自承擔起撫養兒女的重擔，其艱難可想而知，她更無法應對那些油頭光棍的騷擾，被逼做出一個冒險決定：把她的養女送到上海，要他幫她找一份工作，並請關照。他的寡母就在身邊，地址不難問到。她相信自己魅力，不相信一個小他十九歲，應該被他當女兒看待的既無文化、又無陪嫁的女孩子，會得其所愛，而是不致使他成為斷線風箏。就算不能借助養女把這根線續上然後把他牽回來，也可能讓她到上海去，叫他名正言順地做孩子的繼父。對她而言，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比他更有安全感了。她當然想到此舉的風險，但不賭一把，又將如何呢？
結果，她賭輸了，把養女輸給了他！
這對於我父親，卻是一次心靈救贖。四年“照料”成了夫妻。不久，我哥哥誕生，取名“祖慰”。這是一個十分值得咀嚼的名字（後來改為水平）。他在“裝聾作啞”的表象下麵，不斷讓自己思想升華，逐步拋棄破罐子破摔式的懲罰自己、報複社會、無處不橫著站的叛逆態度，向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文化陣營聚集，去和這個世界周旋，或者說，在魯迅的身邊，向“不可以不弘毅”的“士”的平台回歸，遂成為他的生活追求。當然，這也成了我母親的生活目標。她沒有能力讀魯迅。在她還是童養媳的幼齡，我父親到染坊店堂串門，總是說到這位先生，知道這位先生說的話寫的文章，都是老百姓想說的話。如今，當了父親，不能再像當年那樣“不懂事”了，和魯迅先生一起，才是這個不安分的男人最好的選擇。
可惜，我父母共同的這份期待，突然終止：魯迅先生去世了。
父親37歲留影我媽媽當時是美亞綢廠的擋車工，生下我哥哥隻有幾個月，得知這一噩耗，竟失聲哭起來，要求我父親帶她到萬國殯儀館去送先生最後一程。隻有幾分鍾的這一麵，遂成為她永生珍貴的記憶：“那天，正好是廠休日。我們把小囝托給鄰居照料，然後從徐家彙走過去。殯儀館外麵人山人海，都是來向先生告別的。殯儀館裏排著的隊伍很長很長，沉痛得都不說一句話。靈堂周圍掛滿了花圈和挽聯。我們跟著隊伍，慢慢地繞著先生的遺體走過去，到靈前鞠躬的時候，我忍不住哭了……先生穿著棕色的袍子，安詳地躺著，像睡熟了一樣……”直到她九十二歲高齡，患上了老年癡呆症，子女都分辨不出了，可一聽旁人說到魯迅，她兩眼便會電光石火般倏地一亮，同時從癟嘴裏，喃喃地吐出這樣一些傷感的詞語：“……先生穿著棕色的袍子，安詳地躺著，就像睡熟了一樣……”
唯有殷切期待的破滅，才會如此傷感，隻是她比男人更容易流露感情而已。
魯迅先生去世不久，無情的現實，卻給了他們更為沉重的打擊。
日寇侵占上海！我父親可以隨陳望道和複旦大學師生一起去四川，但我哥哥才周歲，我正在母親肚子裏孕育，彼此都不方便。他決定回鄉，先把妻兒安置好再說。他不認為這是國難當頭時的逃避。他對幾位投筆從戎的同事曾作如此自嘲：我學了醫，桃花源裏也需要我這一類角色的。話雖這麼說，做出這個決定卻是困難的。他的被“通緝令”始終在案。為此他早在暗中做了準備：托人辦了一張不知是真還是假的國民黨黨員證，備做應急的護身符。最難下決心的倒是我母親。她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唯獨不想再回到養母身邊去。他與養母之間那點兒若明若暗的關係，那個在她眼裏越來越像他的弟弟，使她有許多難言的顧忌。可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進攻上海的傳聞，沸沸揚揚的，逃離上海的市民將北站擁堵得水泄不通，風聲鶴唳，一日三變，已經容不得她挑肥揀瘦了。終於懷著暫時逃避戰禍的心情，搶在尚能獨立行走的時日，帶著我哥哥，強擠上了南下列車。逃回義烏不久，我在“西門外外婆”家呱呱墜地了，不到十天，上海就陷入“八一三”淞滬戰役。
戰火迅速蔓延。暫時變成了長期。遺憾的是，我母親的顧忌，很快成為現實。她無法在他和她應該喚做媽的女人麵前安度時日。盡管我父親處處小心謹慎，但生活總有那麼多回避不了的時刻，有時候如何招呼我這位“西門外外婆”也會成為一種障礙，他不能不同意搬離生活舊地，搬遷到南鄉江灣鎮——我的“井頭山外婆”身邊來。
對一名醫生來說，這是又一次艱難的決定。醫生靠聲望，回到義烏城裏，本來放浪形骸的浪子卻成了懸壺濟世的醫士，必須有脫胎換骨的標誌性行動。父親給自己起了一個頗顯怪異的“號”：不眉。意謂我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絕不是屍位素餐高高在上的眉毛。他為了要把它打造成金字招牌，花了不少精力和成本。放棄它另辟天地，轉身之沉重，可想而知。但最不情願的，是再次向人亮出那份很不情願亮出的國民黨黨員證。而且這一回所亮的，是有可能引發同行嫉妒的一個醫生，姓陳，名作梅，是鎮上國民黨區分部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