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馬也：最後一刻
我倒沒想過要把最得意的畫給她看，但我想把這十多年來每一次轉變拿給她看，我想讓她知道，我從來沒有安於現狀，我從沒停止過對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時也想通過她的評判看看自己下一步應該往哪裏走。她不是畫家，不會說任何一句畫家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術語，但她的話對我至關重要，因為我相信她。
我沒有精心挑選，王月琴來幫我，隻用一個小時就把畫準備好了。
為了避免院方責難（這種事在醫院畢竟沒有過），我先去住院部主任那兒說明情況。平時我是最怕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可這一次我從容不迫。這股勇氣是從她那兒來的，她連死都不怕，我還有什麼好怕的呢。我帶了兩張報紙，一張刊有劉愛寫的文章，另一張有我的畫，原打算進去後先把報紙給對方看，然後再提自己的要求。走進醫院後我把這兩張報紙丟進了垃圾桶，我相信他們不會為難我。說明情況後，住院部主任說沒問題，隻要不驚動其他人就行。
我的首次個展居然在一間病房裏舉行，這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不應該是沒有先例的事情吧？
我把畫擺好後，她請護士給她注射了止痛針。事後我才知道，這次注射量是平時的三倍。
劉愛扶著她，她掃了所有的畫一眼，然後好奇地問：“這些都是你畫的呀？”我的眼淚一下就滾了出來，二十年前，當她看到我畫在筆記本上的貓時，她就是這樣問我的。
粗看一遍後，她從第一幅認真看起。這些畫不全是貓，至少不全是以貓為主角。
“硬邦邦的。”她說。
這是十年前畫的兩幅畫。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還在國畫院。有一天我和同事去看望一位老畫家。老畫家住在指月街一棟兩層樓的舊房子裏，屋麵上一半是黑色的土瓦，一半是露筋飛絮的玻纖瓦。牆麵下半截抹了水泥，上半截是紅磚，剝落的紅磚上浸出一道道粉白色的硝堿。老畫家鰥居多年，唯一的兒子在廣州一邊寫詩一邊在報社和雜誌之間跳來跳去當編輯和記者。老畫家曾送給我一本他兒子的詩集，我一句也沒讀，父親這麼大年紀了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熬一鍋粥吃兩天，他連春節都不回來看一眼，這樣的人寫的詩我一句也不想讀。老畫家天資平平，他的畫常出現在報紙雜誌節假日的專刊上，不是一個胖娃娃抱著一個大南瓜就是一個農民抱著麥穗咧嘴大笑。領導叫我去看他並非出於對他的尊重，而是要他開一個證明，證明他還沒有死。因為在此之前畫院一個退休職工在老家去世了，死了兩年家人也沒向畫院報告，畫院每個月仍然給他寄退休金。一個什麼編輯部給他寄了封信，隻要買十本書就可以把他列入什麼世界名人錄，畫院搞收發的老王把這封信轉到他老家，他家人打電話來詢問怎麼回事，一不小心露了馬腳，畫院的人這才知道他早已作古。領導覺得這事非同小可，要求調查每個退休職工的死活。如果沒有證明，單位上將停發退休金。老畫家沒有電話，我第一次把單位意見告訴他，請他自己去開個證明，過幾天我來拿。哪知我來了兩次也沒拿到證明。老畫家去派出所，民警說，叫居委會開就行了，他們天天看見你，他們最清楚你死沒死。老畫家去居委會，居委會的人說生死證明要派出所才能開。這兩幅畫是我終於拿到老畫家的證明後畫的。當時覺得畫什麼樣的畫都沒有用，不能解決生活中的任何實際問題，下筆時難免被這種苦悶的情緒左右，於是就成她所說的“硬邦邦”。
劉愛說：“我倒喜歡你早期的作品，有股湧動的力量。後來沒有了。”
因為不能在牆上打釘子，畫框隻能靠牆放在地上，看畫的人就不得不低頭彎腰，這樣一來和真正的畫展有所不同，看畫展是仰視或者平視，可現在她們的目光隻能俯視。我擔心這會影響她們對這些畫的評價，我曾以為別人對我的創作怎麼看我都無所謂，可此時此刻我才知道，我其實總是擔心，怕別人說我的畫不行，這裏那裏缺乏新意甚至技巧。一方麵我需要真誠的批評，但同時也需要熱誠的讚美。既想免俗又覺得世俗很可愛，沒有比這更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