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動亂歲月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時說：一九六六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
風雲突變
一九六六年春天，那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季節。從那時起，在我們這個越發古老和越發孩子氣的國度裏，非但看不到風和日煦、歌舞升平的景象，反而到處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首都北京更是黑雲壓城城欲摧。幾乎是一夜之間，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神州大地，陷入了人妖顛倒、是非混淆、乾坤倒轉的巨大災難之中。我們年僅十七歲的共和國，猶如一個失去理智的年輕人，發瘋了。
五月四日，是中國青年人的節日。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開了二十三天，會場的氣氛如同室外反常的天氣，烏雲密布，風雨欲來。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
這個“通知”批判了以彭真為組長的原文化革命小組所寫的《二月提綱》，錯誤地認為“已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全黨必須“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批判、清洗這些人。
會議錯誤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批判，並在攻擊和批判的基礎上，根據林彪的指控，誣陷他們四人為“反黨集團”，停止和撤銷了他們所擔任的職務。林彪唯恐天下不亂，還危言聳聽地作了關於政變問題的“五一八”講話。
會議重新設立了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等人為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從此，“偶爾露崢嶸”的江青便有了公開的、合法的、顯赫的“政治身份”，穿著綠軍裝堂而皇之地在各種重大政治場合“表演”、“亮相”，很快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
這次會議的召開，特別是《五一六通知》的通過，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從此，一場曠古絕倫的政治狂飆自天而降，席卷神州大地。
盡管“文化大革命”的雷聲在一九六五年冬天才響起，但它來得如此迅猛是國人始料未及的。在政治生涯中曆經大風大浪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對這場自上而下的“革命風暴”也缺乏思想準備。會前的三四月間，他正在西北各地視察，一路上所談的主要話題還是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然而，當他四月份回到北京時，政治形勢已是濃雲密布、山雨欲來了。
鄧小平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但作為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總書記，他除了在會議開始時對會議日程及安排作了一些說明外，竟隻是在會議尾聲作了帶有檢討性質的發言，即對文化革命的認識、對有些工作的失誤作了自我批評，特別是對在文化革命問題上跟不上毛澤東的思想作了檢查。
“跟不上”是因為不理解。自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央第一線的工作逐漸不滿，斷定他們提出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是搞“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對於毛澤東的不滿和判斷，中央第一線既不能不接受，又實在難以理解。
他們的這種矛盾、彷徨的狀況，更加深了毛澤東的不滿，以至於使毛澤東下決心要搞掉中央第一線。出於毛澤東的權威和對毛澤東的尊重，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同誌還是想努力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事情的發展並沒有到彭真為止，毛澤東是要解決整個中央第一線的問題的。
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軼歐的煽動下，在校園裏貼出了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和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辦公室主任兼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珮雲。這張大字報被康生報告給當時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指示向全國廣播並在報刊上發表。
六月一日是國際兒童節，本來是個輕鬆活潑的日子。然而，鬥爭的氣溫陡然升高，使人們感受不到初夏的舒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全文予以刊載。這張大字報一經播出，立刻在全國產生轟動效應，各地學生在此影響下起而造反，掀起以校長、教師為對象的“鬥黑幫”浪潮，學校黨組織幾近癱瘓，正常的工作和教學秩序被打亂，亂揪亂鬥的現象普遍發生，局勢在一天天惡化。
麵對危機四伏的緊張局麵，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心急如焚。他們和有關負責人幾經磋商，決定以中共北京新市委名義從六月四日開始，向北京各大專院校派進工作組，以製止混亂，穩定首都的局勢。
通常派駐工作組這類事情，中央領導人是完全有權決定的，何況在我黨曆史上派出精幹的工作組去完成黨的某項中心任務是屢見不鮮的。但是，為了慎重起見，劉少奇、鄧小平還是決定飛往杭州，聽取住在那裏的毛澤東的意見。
到杭州見麵後，沒有更多的寒暄，劉少奇、鄧小平就向毛澤東詳細地彙報了北京目前日益混亂的局勢，並懇請毛澤東返京主持工作，盡快平息風波，防止這股禍水泛濫成災。
毛澤東臉色肅然，並不多言，隻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煙。其實，此時的毛澤東已感覺到劉少奇、鄧小平在工作思路上與自己產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思忖再三，朝煙缸裏磕了一下煙灰，然後用平緩而不失威嚴的聲音說：“我暫時先不回去，由你們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吧！”
劉少奇、鄧小平告辭時，毛澤東沒有起身相送。一般黨內同誌來往，毛澤東都是足不出戶，隻有黨外人士或國外來賓，他才到門口去迎送。
劉少奇、鄧小平回到北京，立即召開各種會議，討論怎樣應付目前學校的混亂狀態。大家認為：工作組還是要派，哪裏出事就往哪裏派，要像消防隊救火一樣快點派。經電報請示毛澤東同意後，北京各部委便紛紛向自己所屬的大專院校派進工作組，局勢總算穩定了下來。
意想不到的是，一直平靜的郵電學院突然喊出了“工作組滾出去”的口號，並蠻橫無理地將工作組驅出校門。緊接著，其他各大、中學校也相繼貼出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實際上，這是江青等人秘密串連、暗中操縱的結果。
劉少奇、鄧小平意識到，維護工作組權威是穩定混亂局勢的關鍵，他們兩人和在京的政治局常委都表示支持工作組。鄧小平還告誡其子女要聽學校工作組的話，要和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站在一起，並支持毛毛與反工作組的學生進行辯論。
六月十三日，黨中央在批轉中南局、西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中旗幟鮮明地表明了支持工作組的態度。
在七月二十二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當陳伯達提出要從北大撤回工作組時，鄧小平堅決地表示：“撤工作組我不讚成，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裏，誰來放手發動群眾？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這是鄧小平在“文革”初期，對“左”傾錯誤思想占據主導地位所做的一次強有力的抗爭。
鄧小平等多數中央領導同誌的意見，同毛澤東在“西方的山洞”裏提出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政治主張相悖，因而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七月下旬，已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在他召開的兩次中央會議上批評了工作組，說工作組“隻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要求把工作組都撤出來。劉少奇、鄧小平不得不為此違心地作了檢討，承擔派工作組的責任。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二十八日，北京市委正式下發撤銷工作組的文件，並於第二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這一決定，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均出席了這次會議並講了話。劉少奇表示對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不大清楚、不大知道”。鄧小平則說是“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盡管工作組被撤銷了，但“文革”之火還是燒到了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身上。
八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上毛澤東除疾言厲色地指責派工作組的錯誤外，還出乎意料地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印發大會。這篇既不是用大字書寫也不是貼在牆上的“大字報”，猶如重磅炮彈，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
文章說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全會原定開五天，由於毛澤東寫了這張不足三百字的“大字報”，會期隻好延長，轉向討論毛澤東的“大字報”和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的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排除“阻力”，對“文化大革命”再作一次全麵發動。全會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製定的《十六條》，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八月十二日全會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選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常委增加了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由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這次全會沒有重選中央副主席，但以後隻有林彪仍被稱為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職務不再被提及。從此，毛澤東正式由原來的退居二線返回到第一線，重新主持中央工作。而劉少奇、鄧小平則被要求進一步作出檢討，不再參與中央日常工作。
鄧小平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甚至是誣蔑性的批判，心裏極不平靜。他回到家裏什麼也不說，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卓琳看到鄧小平臥室的燈徹夜不熄，便去問他：“都三點多了，怎麼還沒睡？”
“今天晚上開會已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鄧小平吐出一口煙霧，憂心忡忡。
“誰批你？”
“軍隊的人。”
卓琳見鄧小平不肯多言，自己也不敢多問，隻好安慰道：“快睡吧，不然明天開會起不來了。”
十月中旬，本來是金風送爽的季節，北京上空卻壓著灰蒙蒙的陰雲。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再度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一條“壓製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並說這條路線是反對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盡管遭到嚴厲的批判，盡管無法理解自己究竟錯在何處，鄧小平與劉少奇一樣，都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鄧小平在檢討中說：“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個別人之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少奇同誌來負擔。” 他還直言不諱地說：“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的司令部。”
對鄧小平的檢討，毛澤東表示基本滿意，他提議鄧小平在“補過自新”之後，再加上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他不同意康生、謝富治要“公開批判劉、鄧”的意見，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提出“要允許劉、鄧革命”。
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北京街頭出現了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標語口號和大字報。此後，劉少奇、鄧小平被誣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全國上下受到猛烈批判，各大報紙上幾乎天天口誅筆伐。一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兩位都是黨的最高層領導人，都有著幾十年的革命經曆，今天竟被打成“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人物，真是莫名其妙。
“虎落平陽被犬欺”。小人得誌的林彪一夥仍不依不饒，企圖置劉少奇、鄧小平於死地。在這次會議上，林彪拖著慣有的長腔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他還說，“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
曾經是鄧小平老部下的謝富治也在會上居心叵測地說：“鄧小平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三十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的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
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一夥更是唯恐落後，在中央工作會議剛剛閉幕不久，就緊鑼密鼓地策劃一係列陰謀勾當，使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不斷升級。
十一月八日，那個因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而風雲一時的聶元梓，又與另外十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真是“亂世英雄起四方”。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清華大學接到一個電話，說下午兩點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要找“井岡山兵團”的頭頭談話。蒯大富按時趕到中南海西門，原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等他。這位習慣於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陰謀家把蒯大富領到一個“黑屋”裏，兩人進行了密談。
蒯大富向張春橋彙報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形勢和他最近去上海串連的情況。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張春橋，對蒯大富所談的情況並不感興趣，所以不等蒯大富講完就打斷了他的話，一字一頓地向他麵授機宜。
“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張春橋陰森森地說，“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張春橋雖然沒有直接點出劉少奇、鄧小平的名字，但蒯大富心領神會，知道張春橋是要 “井岡山兵團”公開出來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並把這一行動推向社會，從而製造“群眾組織”自發起來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假象。既然是讓“把他們搞臭”，無疑就是“打倒”的代名詞了。於是，他連連表示，“請首長放心，我保證照辦。”
第二天，蒯大富在清華大學主持召開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誓師大會”，發出了“徹底砸爛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的動員令。接著，他又在新航空館召開了“井岡山兵團”成立後的第一次總部會議，並在會上說：“從春橋同誌講話的意思看，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還是大方向，但矛頭應該集中指向劉、鄧。我認為春橋同誌的講話不隻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五千餘人在北京城區搖旗呐喊，公然進行誣陷劉少奇、鄧小平的反革命宣傳，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神聖的天安門城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這一天是“一年伊始，萬象更新”的元旦佳節，本應是闔家團圓、舉觴稱慶的日子，但北京二十幾所高等院校的學生和一些群眾卻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
七月十三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前往武漢處理兩派紛爭，失去製約的江青等人更加肆無忌憚，他們掀起了一係列“批判”劉、鄧、陶的狂潮。在毛澤東離京不到一個星期內，“中央文革小組”便策動一百多個“群眾組織”數十萬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並在那裏“安營紮寨”，圍困中南海。
八月四日，驕陽似火，暑氣蒸騰。裝有空調設備的釣魚台八號樓卻是另一番天地，那裏瓜果飄香，涼爽宜人。坐在康生對麵的江青陰陽怪氣地說：“明天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怎麼慶祝一下呀？”
“最好的慶祝，是再炮打一次劉少奇。”自稱是中國的“捷爾任斯基”的康生吸了一口煙，惡狠狠地說，“不然，他們老是在屋裏呆著，太便宜了！”
“不能讓他們舒舒服服的。”充滿殺機的江青咬牙切齒地說，“要鬥他們，要狠鬥！”
在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一夥策劃下，一場批鬥劉、鄧、陶的大會分別在中南海他們各家院子裏舉行，與天安門的百萬人大會遙相呼應。中央文革小組特派員曹軼歐等親臨現場指揮，演員出身的江青還把舞台上那一套也搬了出來，特意派人安排了錄音、照相、拍電影，準備在全國放映。
乳臭未幹的“紅衛兵小將”把鄧小平圍在院子裏，“鄧小平不低頭，我們就叫他滅亡!”“打倒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狂呼怪叫，震蕩整個紅牆大院。六十四歲的鄧小平站在炎炎烈日之下，被兩個紅衛兵架著胳膊，低頭、彎腰、坐“噴氣式飛機”，受盡了非人道的淩辱和折磨。
“鄧小平，你要交代，你和劉少奇是怎樣鎮壓學生的？”一個紅衛兵大聲吼道。
“我同意派工作組。”鄧小平沉著冷靜地說，“因為當時學校很亂，莫得辦法，經過政治局常委決定派工作組。這件事，少奇有責任，我也有責任。但當時還意識不到這就是反動的資產階級路線……”
“不準你詭辯！”一個造反派頭目殺氣騰騰地一揮拳頭，大聲吼叫，“我揭發你，你到今天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路線的頑固立場上……”
接著，造反派們聲嘶力竭地揭批了鄧小平所謂“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滔天罪行”，還一知半解地朗誦了“偉大導師”毛主席的語錄。經過對鄧小平一番攻擊、淩辱和批判後，造反派們在一片“打倒鄧小平”的喧鬧聲中揚長而去。
隨著批鬥“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不斷升級，造反派們還給鄧小平開列了“十大罪狀”。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曆史上還未發現什麼問題，應與劉少奇區別對待，大家要開除（黨籍），我有點保留。”有鑒於此，“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以“叛徒、內奸、工賊”的莫須有罪名，被“永遠開除出黨”；“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雖然也受到批判，但卻保住了黨籍。從此，鄧小平的形象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隱退了，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南海含秀軒默默地苦度光陰。
貶謫江西
中共“九大”以後，林彪、江青一夥對已被打倒或未被打倒實際上已靠邊站的革命老幹部繼續進行迫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著毛澤東以防止蘇聯突然襲擊為借口，擅自向全軍發布《林副統帥一號戰鬥命令》的“緊急指示”。為掃清篡黨奪權的障礙，他們又以中央關於“戰備疏散”的名義，把這些被打入“另冊”的老同誌趕出北京，發配到全國各地，化整為零，分而治之。
明察秋毫的周恩來一眼看穿了林彪、江青一夥的狼子野心，並對他們的陰謀活動采取了抵製措施。周恩來親自給各地負責幹部打電話，以他的合法身份要求當地有關領導做好接待安置工作，保護好這一批為共和國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革命家。
周恩來撥通了江西省革委會的電話：“你是程世清政委嗎？”
“總理，我不是程政委，程政委外出了。”
“你擔任什麼職務？”
“我是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我叫程惠遠。”
“哦，程惠遠同誌！”周恩來略一沉吟，又問，“你是軍隊幹部，還是地方幹部？”
“我是軍隊幹部。”程惠遠尋思，總理怎麼問得這麼細！
“你是不是和程世清一塊兒從濟南部隊調去的？”
“我不是！”程惠遠趕緊解釋，“我是從裝甲兵司令部調來的。”
“很好，很好！”知道他和程世清不是一夥的，周恩來放心了。於是又嚴肅地指示道，“有件事，你向程世清同誌報告一下。中央決定，一些中央領導同誌要到下麵去蹲蹲點，搞些調查研究，了解些情況，也適當地參加些勞動。”
說到這兒，周恩來停頓一下。接著，他先說了陳雲、王震的名字，因他倆在“九大”當選了中央委員，稱他們為中央領導同誌是理所當然的。鄧小平的情況比較複雜，當時尚未定性，怎樣說才能起到對他的保護作用呢？周恩來頗費心思。
“汪東興同誌大概告訴你們了吧！”周恩來用含蓄的口氣把問題提了出來。
“什麼事？總理……”程惠遠不知道周恩來暗示什麼。
“鄧小平夫婦也到你們那裏去。”周恩來鄭重地說，“毛主席在‘九大’說過，鄧小平同誌的問題和別人不同，鄧小平同誌是去農村鍛煉。當然，不能把這些老同誌當全勞力，他已經是六十五歲的人了，身體也不太好，收房費也要適當照顧一下。在選擇住處上要盡可能地好一些，從北京一下子到南方，氣候上和生活上也許不習慣，你們要盡可能給予方便。”
周恩來說到這裏，還是有些不放心，又叮囑道：“這些同誌下去，你們要派人多幫助，要指派專人負責照顧他們的生活。對這些老同誌的安排問題，你要向程世清政委馬上彙報，研究一個具體方案再告訴我。”
“是！總理，我立刻向程政委彙報！”
“好吧！”周恩來最後說，“那我就等候你們的消息！”
放下電話，程惠遠立刻整理一份電話記錄，然後馬不停蹄地乘車去婺源縣，向正在那裏搞調研的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彙報。
程世清是一個使周恩來不太放心的人，在黨章上“劃時代”地注明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之後，他緊跟“林副統帥”幹過一些壞事。不過後來毛澤東南巡到南昌，他又殺了回馬槍揭發林彪死黨的罪惡話動。現在，當程世清看完周恩來指示的電話記錄後，腦袋便像風車轉動一樣緊張地思索起來。
程世清深知周恩來在全黨全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建國以來，一些政治勢力幾次企圖拱倒這棵參天大樹，非但未能得逞，反而以身敗名裂告終，因此對周恩來的指示是不能怠慢的。於是他對準備做記錄的程惠遠說：“你向總理彙報，我們絕對按照總理的指示保證他們的安全，請總理放心。”
“在具體安置上您有什麼指示？”程惠遠一邊記錄一邊問。
“陳雲、王震的住地，在征求他們本人意見後再定，不管住在哪兒，都給裝暖氣。”考慮到鄧小平的性質還未確定，弄得不好很可能要犯錯誤，特別是要得罪中央“文革大員”，於是程世清說，“鄧小平可安排稍遠一些，去贛州。你還得請示一下總理，讓不讓鄧小平夫婦住在一起？”
周恩來在接到江西省革委會的彙報後，沉思片刻，然後果斷地作出指示：“原則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對鄧小平同誌的安排，還要考慮，讓他去贛州不合適，那裏離南昌市太遠，是山區，交通又不方便，條件很差。他已經是六十幾歲的老年人了，生個病怎麼辦？我的意見是應該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於照顧。”
心細如發的周恩來對鄧小平應該住什麼樣的房子，也作了具體指示：“最好讓他們夫婦住一棟兩層小樓，樓上他們夫婦住，樓下工作人員住。當然了，最好是獨門獨院，這樣能在院子裏做些活動，又安全。”
對周恩來的這一指示，江西省革委會遵命照辦了。當時在南昌市西郊望城崗的一個步兵學校已經停課，校園環境也比較幽雅，他們準備安排鄧小平夫婦住在那裏，並在附近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參加勞動。
十月二十二日清晨，太陽還未出山，一輛汽車載著鄧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三位老人駛向沙河機場。沒有人為他們送行，子女們都不在身邊，也不讓知曉。他們就這樣淒涼地告別了長期工作生活過的首都，踏上南下流放的坎坷之途。
江西省軍區招待所的院子裏，高音喇叭正在播放“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這種毫無音樂感像吵架一般的聒噪中，一位負責人不知天高地厚地對三位老人作了一番訓話，要他們“老老實實接受改造”。接著指著一位“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的年輕軍人說：“這位同誌是省裏派來的管理秘書黃文華，以後一切生產勞動、學習材料、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來負責。”
鄧小平望了望這位身穿四個兜兒軍裝的監管人，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這些侮辱性、刺激性的語言，在他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是新鮮事了，“文化大革命”兩年來更是司空見慣，他不屑與之計較，也不願把內心的憤怒表露出來。
四天之後，汽車把鄧小平一家拉進一座空蕩蕩的校園，鄧小平被安排住在原少將校長在任時的住所，人稱“將軍樓”。這是一幢兩層樓房，樓上六間，樓下除大廳外兩邊有兩個單間。將軍樓周圍用籬笆圍擋起來，形成校園中的一個獨立小院，院內栽有梧桐和各色花草。
按照黃文華的安排，鄧小平夫婦住樓上的一個套間，裏麵住人，外麵會客。夏伯根住在靠衛生間的後屋。黃文華住在樓下靠右邊的房間，正對著上麵鄧小平夫婦的房間。黃文華的左側房間是一個解放軍戰士的臥室，這個戰士的任務是負責采購物品。
第二天清晨，在院內散步的鄧小平不經意地向大門口望了一眼，發現有兩名戰士警惕地看著自己，不禁心頭一緊。周圍的一切無不告誡自己，人身自由已被非法剝奪。從這天起，鄧小平開始了他三年多流放江西監護勞動的生活。
每當夜深人靜，那紛至遝來的不平與痛苦，諸如個人的災難、家庭的變故、人民的不幸、國家的動亂，一樁樁、一件件，不停地在鄧小平腦海中翻騰，使他難以成寐，不得不服用安眠藥以助睡眠。卓琳午睡前和晚上也要服用安眠藥，隻是藥量比鄧小平少一些。
“新居”的生活尚未安頓好，鄧小平就急切地提出要去工廠勞動。他要到人民群眾中去呼吸新鮮空氣，一掃心中那久積的不平之氣。也是鄧小平運氣好，他參加勞動的這家工廠黨支部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叫羅朋，曾是劉鄧大軍的一員，解放後任公安部武裝民警局副局長，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受到迫害，輾轉下放來到這裏。
無論從個人經曆還是現實遭遇，羅朋都深深理解和尊敬鄧小平。“同是天涯淪落人”，當然羅朋不敢和鄧小平相提並論。他要盡其所能在工廠內為鄧小平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如衝洗了廠區內批判劉、鄧的大字報，給工人群眾規定了接待鄧小平夫婦的要求，安排鄧小平夫婦到條件較好的修理車間參加勞動。羅朋還將自己辦公室旁的一間房子騰出來，作為鄧小平夫婦勞動時的休息室。
工人群眾是善良正直的，他們不能理解也不會去理解權力鬥爭的“深奧”道理。年過花甲、慈眉善目的鄧小平在工人眼裏就是一位起碼應該得到尊重的老人，什麼“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對鄧小平要提高警惕”等等說教，早已被工人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修理車間的排長陶端縉特意安排鄧小平做勞動量較輕的清洗零件的工作，後來他發現鄧小平臉色發白，忽然想到老人不宜久蹲，於是一邊責怪自己粗心大意，一邊將鄧小平扶到椅子上休息。待鄧小平氣色轉緩，他以征詢的口吻問：“老鄧，你看圖紙行 嗎？”
陶端縉認為看圖紙是一個省力的活計，沒想到鄧小平卻為難地說：“看圖紙恐怕不行，線太細，看不清楚。”
“銼零件怎麼樣？”陶端縉又提出一個活計。
“這個要得，銼刀活，可以出出汗。”鄧小平一聽很滿意，馬上答道。
陶端縉趕快為鄧小平準備工作台和各種工具，置於幹擾少、較為安靜的車間一角。鄧小平看看工作台，拿起銼刀，感到十分親切。四十年前，他在法國雷諾工廠做工，被分配到鉗工車間就幹過這種活，如今舊業重操，真是匪夷所思！他把在法國學到的技術熟練地運用起來，使圍觀的工人大為歎服。
一天，羅朋來到車間了解鄧小平的工作情況，最後問：“陶排長，老鄧這裏還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嗎？”
“就是上廁所不方便，車間離廁所太遠了，老同誌上廁所又多，要是能在車間旁邊修個小便池就好了。”陶端縉建議道。
“好，那就修一個吧！前兩天我站在牆頭上看，老鄧每天上班要繞很大的彎兒，如果能在後牆上開一個小門，再往步校修一條小道，那樣老鄧就可以少走很多路。明天你帶上幾個人先把路修好，然後再打門，你看怎樣？”
“好，我明天就去辦這件事！”
道路很快被修好了，不過這是一條三裏多長的泥土小路，晴天走還可以，遇到風雨天就難走了。有一年冬天，雪雨交加，鄧小平照樣走著這條泥濘小路去廠裏勞動。快走進廠區時，腳下一滑，撲通跌倒在地。工人們得知這一消息後，自動拿起鋤頭、鐵鍬，挑著煤渣，冒著刺骨嚴寒連夜把路修好了。這條小路，後來被人們親切地稱之為“鄧小平小道”。
遠在北京的林彪、江青一夥不甘心讓鄧小平愉快地生活在工人群眾之間，他們不時來騷擾鄧小平剛剛穩定的新生活。在鄧小平到江西剛一個月，林彪、江青一夥便指使江西省革委會，要鄧小平寫出一個月來勞動和學習的心得體會，這實際上是變相地讓鄧小平作思想交代。鄧小平對轉達意見的黃文華說：“可以，我準備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信。”不軟不硬地給頂了回去。
在鄧小平到南昌的第四個月起，中央辦公廳通知江西省停發鄧小平夫婦的工資，改發生活費。由於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二，鄧小平每天要抽的兩盒熊貓牌香煙不得不改為兩盒大前門，後來又減到每天抽五支大前門。鄧小平愛喝酒，尤其喜歡家鄉出產的“五糧液”，現在也隻好改喝當地的米酒了。
為了豐富生活，鄧小平夫婦和夏伯根老人充分利用院中的空地，開拓出一片菜地，種上白菜、胡豆、辣椒、絲瓜、苦瓜等各種蔬菜。身穿破汗衫的鄧小平幾乎每天都在菜園裏勞作，常常幹得汗流浹背。夏伯根老人還在房後養了幾隻雞，不時可聽到母雞下蛋後歡快的鳴叫聲。
新年快到了，正在院子裏收拾菜地的鄧小平，突然想起遭受株連而四散飄零的子女，於是對剛進門的黃文華說：“黃秘書，我上次提出要鄧榕回南昌探親的事，怎麼還沒有消息？鄧榕是中學剛畢業的女孩子，一個人跑到那麼遠的陝西鄉下去，我們做父母的確實難以放心。”
“上邊還沒有答複，我再去催一催。”黃文華說。
“好，那就謝謝你了。說溫情主義嘛，有點！自己的孩子有點想，可能是落後思想……”
直到一九七○年春節前夕，鄧小平夫婦才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來了女兒鄧榕。將軍樓裏響起了姑娘甜蜜的歌聲和笑聲，三位老人的生活頓時增添了融融親情。
一天，鄧榕在樓下唱歌，然後高聲問在樓上看書的鄧小平：“爸爸，你聽到了沒有？”
鄧小平答：“聽到了，聽到了！”
“唱得好不好聽？”
“好聽，好聽！”
於是，每當鄧小平勞動歸來時，未進家門，先聞歌聲。但這段幸福美好的時光太短暫了，鄧榕在父母身邊還不到兩個月，便被勒令離開江西。她隻好含淚返回陝西農村再去“經風雨見世麵”，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