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花雪月
休掃，休掃，管甚落英還好。——宋·吳潛·如夢令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宋·歐陽修·蝶戀花
伴隨著捉摸不定的反思與懷想，記憶的森林中有什麼在纏繞穿行……
成長、掙紮、蛻變……經曆過，生活過。還要什麼？！
引子你從哪裏來
穆知的祖父雖然是一名基督教牧師，但卻與革命先輩孫中山先生私交甚密。而穆知的父母，是在五星紅旗的感召下，於解放初期將15歲的紅心少年穆知再次由香港送回了內地。
穆知的父母都是教師，父親畢業於燕京大學社會學專業，母親早年曾就讀於上海音專。
穆知不滿5歲始習鋼琴，14歲因熱愛到迷戀而改學了小提琴。
穆知那時師從過馬思聰好幾位門生，唯一的願望，就是能進音樂學院跟馬思聰先生學琴。
令他大喜過望的是，考場上的監考官竟然就是馬思聰！穆知彈了鋼琴拉了提琴，視唱視奏都順利通過，當他將馬先生在琴上彈出的一組難度極大的和聲題都準確無誤地答出後，馬先生便在琴上亂砸了幾個音笑嗬嗬地說了一句“我真把你沒辦法了”，而結束了麵試。
作曲筆試中，穆知取得了全省考生中的最高分。
令穆知最感到幸運的是，進大學不久，馬思聰就幫他轉入了管弦係。
而那兩年穆知的父母也應邀到音樂學院工作，舉家北上喜慶喬遷。
馬先生曾教導穆知一手古代，一手西洋，立足民間。他記住了，並決心付諸於行動。
穆知一心想讓中國小提琴民族學派在世界樂壇上獨樹一幟，於是，大學裏的小提琴民族學派四人實驗小組，就這麼成立了。
在大三那一年，學院第一次舉辦了由他這個學生作的學術講座，題目是《關於小提琴民族化》。也是在那年，他根據一首民間樂曲《喜相逢》改編成的小提琴曲，獲得了學院第一屆器樂創作比賽優勝獎，樂譜還正式出版了。
穆知是在大學畢業的那年，與實驗小組的大半成員，同時被劃為學生右派的。
即將畢業時，係主任章彥先生送了穆知一個筆記本，扉頁上題：“希望你的研究能出成果！希望能有作為有成就！堅持正確的方向，鍥而不舍就能達到崇高的目的！”
這些話就成了穆知之後整個藝術人生的座右銘（但在“文革”中被指為是反動日記後，他就坐在河壩將這筆記本一頁一頁地丟到長江裏去了。撕了三個小時，哭了三個小時。）
受挫的穆知血氣方剛，仍然決心不放棄小提琴民族化的實驗。為了到民間采風和搜集民歌民謠，他填寫分配誌願時選擇了西部山區。
大學畢業後，穆知如願以償地被分配到西南藝術劇院工作。但他隻能遠離本專業，成了劇院百科雜家隨叫隨到的“萬金油”。練就著十八般武藝的他，在很短時間內便奇跡般地可兼演奏17種樂器外，還可兼各種樂器的修理、到廚房幫廚、到舞美做舞鞋道具等等。
1961年，終於獲得了摘帽的穆知，到首都音樂廳聆聽了司徒華城頂風冒險地演奏了他的《喜相逢》。他當時隻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一個人死後在聽自己生前的作品。
但當1962年摘帽右派的他站上了劇場指揮台時，彩排中光臨審查的市委領導卻大聲疾呼：“這簡直是一起觸目驚心的反革命事件！”
好不容易恢複的專業工作，又被罷免了。百思不得其解的穆知，最後因鬱悶而吐血！
福兮禍所伏，50年後，穆知說：“現在看來，當年決定北上天津，是我們這個家庭犯下的一個極大的錯誤！”
就在穆知舉家北上的那幾年，我的一家卻正在向西遷徙且家難臨頭。
任舊國防部軍醫署衛勤司司長的父親，由南京到廣州赴任不久，便在醫大地下黨同學的鼓動下，決定放棄赴台，與同為醫者的母親從香港折返內地。作為高空病專家的他，最終選擇了到唯一有空軍基地的西部。但不幾年，卻在遭到最嚴酷的考察和非人折磨的沉重打擊下，為了人格與尊嚴，不得不以舍棄生命的方式來證實了自己的清白並求得了徹底的解脫。
穆知進大學創造奇跡時，我還在幼兒園裏動輒哭泣。
一、燭光音樂晚會
在大字報和子彈頭同時橫飛的那個時期，“夾著尾巴做人”的小提琴手穆知，不知怎地就成了文藝青年們心中的偶像。無論是在專業圈還是在業餘界，人們都將他的一切風傳，小到不修邊幅的“神神叨叨”，大到也算是一方屈指可數的學識與琴藝。而被神化或被訛傳的他，雖常常因此苦不堪言或啼笑皆非，卻又總是抵禦不住被吹捧被追隨的誘惑，該去不該去的地方，都一律刹不住地勇往直前。
那年初夏，擅拉手風琴的臧林家裏的聚會，真算得上是一個浪漫而溫馨的燭光音樂晚會。不過燃點蠟燭的情調與氛圍並非人為營造，而是因大片的地段停電所致。
見穆知一到，大家就哄叫著“快來一首”，而早已習慣於服從的他，便謙恭而迅速地取出琴來作了番準備，揚起弓子就開始了他的專場演奏。
滿屋的燭光在輕輕地搖曳，燭光背後是一張張年輕而亢奮的臉。幾乎所有的人都完全不必聽清楚他演奏的是什麼，就激情難抑地動輒鼓掌動輒歡呼。
我躲在一個角落裏，兩眼隻盯著前方燃點著的蠟燭。在那些忽明忽暗的閃爍中，一種遊移不定的情緒，糾結在那些如水似風的旋律中。
隨著一陣陣的鼓與呼，穆知已拉了好幾首中外名曲小品或片段。我隻隨大家禮貌地輕擊掌心，直到他拉完舞劇《紅色娘子軍》中青華獨舞的那段音樂後，我便連掌心也懶得擊了。
青年時代穆知的一雙大眼滴溜溜地滿屋掃射，下意識裏攫取著讚美。他很是在意了我這點“異常狀況”，便提著琴拎著弓，穿過臧林家裏那嘎吱呻吟的老樓板，徑直朝我走來：“那，你認為拉得怎麼樣？”那晚唯一已著背心短褲的他顯得有些飄飄搖搖，歪著脖頸發問間，似有著一種隱伏的不服與不安。
“……好多音都沒拉準。”我抬眼望著他，不卑不亢地實話實說。
穆知後來告訴我說當時他“心裏咯噔了一下，仔細看了看燭光後麵的這雙幹淨的眼睛，就把你從頭到腳地記在心上了”。
他說最令他怦然心動的，“是遇到了難得一見的對音準如此敏感的好耳朵”。
穆知馬上找到臧林，打破沙鍋問到底地索討到了我的個人資料與具體住址。
二、“自投羅網”
音樂聚會後的第二天傍晚，穆知就站在了我大哥家門外的路口上等我。他一臉的真誠，將那隻懷裏的生西瓜仿佛都給抱熟了。
穆知欣喜地在我的書架上發現了我寫的這樣那樣的若幹歌曲，他說再次感到驚訝，感到喜出望外，感到激情難抑。
他問我喜歡聽什麼樣的音樂，我眼都沒眨地就清楚地答說最喜歡聽交響樂。
於是穆知就這樣徹底地跌進了幻想的深淵。
穆知送的舞鞋（1975年）
那段日子穆知幾乎就天天往我處跑，有天他欲言又止地對我說，“想正式交個女朋友”。
第二天晚上，成竹在胸的我便帶著他去了我的女友家。不料穆知剛一會兒就如坐針氈，欲奪門而逃，攪黃了我精心策劃的這個“相親”。返回的路上，我便對他道：“要有耐心才是。你得一邊教琴，一邊同她培養感情。”
穆知雙眼直勾勾地盯著前方，突然停下步來，轉身看著我說：“我想教你。你看好不好？”
猝不及防的我先是一愣，接著便有了種自投羅網般的挫敗感，頓時就變得臉紅筋漲。
從那天起，兩人間天南海北推心置腹的交談，仿佛就因“心懷鬼胎”而少了些坦蕩自然。原先總似在“短兵相接”的我們，很難再滔滔不絕。於是約會也就變成了二人世界的音樂欣賞會。
我們多數時候是找個隱蔽的地方傾心欣賞古典音樂。而最為滿足與享受的，則是穆知為我一人所舉行的獨奏音樂會。他全情投入地大顯身手，盡展演奏才華，哪怕是拉一首歌曲或小品，在我聽來也都成了繽紛華彩。
“乘著歌聲的翅膀，親愛的隨我前往……”門德爾鬆的旋律在他的弓弦中代他吐露真情。
穆知邀我去到他宿舍，像變戲法一樣，將他精心製作的紅燒肉從暖水瓶裏倒了出來。這出其不意的“創意”令我驚歎不已！誰人會想到用暖水瓶來盛肉，讓瓶膽沾滿油膩啊？
隻見倒出來的紅燒肉一粒粒均晶瑩剔透，冒著熱氣的肉香立刻滿屋彌漫……
那之後，我們便開始費盡心機地將直路走成彎路、將近路拉成遠道，沿著江邊來番弧形或之字拐繞，摸黑溜進人家設計院裏綠樹成蔭的庭院，好讓他送我回家的時段無限延長……
那個夜晚，穆知輕輕環住了我的後腰，突然問我道：“我可以吻你嗎？”
我有點忍俊不禁，心想為什麼還要先問我呢？
而就在那一刻，幾支超大手電筒的光束倏地從黑暗中直射了過來，晃得我的眼都睜不開。接著便聽到粗重的腳步聲與粗魯的斥問：“什麼人？半夜三更的在這裏亂搞？！”
穆知顯得異常沉著，立刻站起身迎向戴著紅袖章巡夜的人道：“我們沒有亂搞，我們是正兒八經的。”
“嗬嗬，半夜三更地躲在犄角旮旯裏，摸摸搞搞的還說是正兒八經？！”三人中的一個矮個子幾乎是衝了過來，對著我猥褻地怪笑。
我生怕穆知暴露了右派身份，那就更是會節外生枝地惹出大麻煩了。這可是些恨不得到處都去專政一把的狂人，尋求的就是與人鬥的“其樂無窮”。
那三條紅袖章糾纏了一陣，終於走了，臨了還一副意猶未盡又無可奈何的樣子。
幾天後，穆知帶著我去到近郊一個孤零零的老涼亭裏，天地間好似空無一人，隻有山坡上的小樹枝葉在風中呼嘯。他攆著不停在叮咬我的蚊蟲擁著我說：“這裏沒有紅袖章，我們就在這裏定情。”
從此，這個幾乎無人光顧的小涼亭在我們的眼裏就有了特別的意義。
我們開始每天見麵，每天寫信，每分鍾都在構想，每分鍾都在期待……
穆知那種於逆境中的真情向往，比順境中的幸福渴望顯得更加珍貴。我開始以一種模擬問答並摸進式旋律給他寫信。穆知也用大調與小調呼應的方式與我對答。盡管受盡磨難，但明朗的大調仍是穆知的風格；為賦新詞強說愁，小調的憂鬱則屬於仍不諳世事的自己。
三、維權之戰
我與穆知於年內結婚的決定，一說出來就驚倒眾人。
畢業於黃埔軍校的堂兄大哥年長我25歲，是我的監護人。母親被劃為右派去山區後，我便與他相依為命。他聞訊便武斷地說，若如此，在世人眼裏我們家就成了“反革命大本營”！
那晚穆知抱著一包紅棗來到了我們家，準備當著大哥麵正式求婚。不料被哥怒不可遏地直接就叫他將棗子收好走人。
失魂落魄的穆知，捧著還沒來得及放下的大紅棗，隻好跌跌撞撞地離開。我見他神思恍惚，實不放心，便跟了出去。
從穆知的背影我感覺到他在抽泣，一上了大街，他突然轉過身，絕望地朝著我大聲哭問道：“那……我還能再見到你嗎？！啊？！”
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心痛欲裂地立刻回答說：“當然能！明天就能見的啊！”
穆知並沒有破涕為笑，隻是將信將疑地抱緊了那包紅棗……
而向來是滴酒不沾的大哥，在深切的憂慮與暴怒後，竟然拿出了準備好的兩瓶高度白酒，在我離開的這一小會兒便統統地喝了下去。他想以這種極端的自虐方式來抗議並唬住我，以立刻終止那“錯誤”的決定和行動。
當烈酒下肚後，大哥感到胸腔肚腹均在被烈火焚燒，雙目噴火的他撕扯著衣服，從床上滾到床下，漸漸地就不省人事了……
我搖著哥滾燙的身體嚎啕大哭起來，看到他遭受如此煎熬，我的精神幾近崩潰！
因一夜都在搶救和照顧哥的折騰中度過，當第二天晚上見到穆知時，疲倦得眼都快睜不開了的我，就迷迷糊糊地對他說：“我倆的事恐怕是……是絕對不行的了。”
穆知頓感給判了死刑，臉色刷地就從慘白轉為鐵青。
我見狀心如刀絞，狠狠地吸了口氣定了定神，便握住他的手說：“你先別胡思亂想哦，我會求大哥答應的。關鍵是組織上要出證明。你相信我。”穆知這才又起死回生般的有了點活人氣，便疑惑焦慮又激動不已地盯著我說：“哦，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當我第二天將結婚申請報告遞上去時，不料革委會主任當場就一把給扔了回來。他做出瞠目結舌狀地直搖頭擺手，連喊“不行不行”。已滿頭白發的他，摘下老花鏡對我說：“你的問題同誌們早就在傳了，真找了個老右？這怎麼行嘛！怎麼就昏了頭往五類分子堆裏鑽呢？”我撿起那張申請書又擺上了辦公桌說：“他早摘帽了。”
“摘了帽抵個屁用！摘個帽是剜不掉階級烙印的，那也是曆史反革命呀！”主任咧著嘴不屑地乜了我一眼。
“他不是曆史反革命，”我破天荒地與主任頂嘴，“再說，憲法又沒規定反革命就不可以結婚。”我將申請拿起來再遞給他。
“啥？你還知道有憲法？！有黨紀國法？！”主任顯得氣急敗壞了，將那頁紙又重重地扔向了我，“不辨是非！不識好歹！”
就在那天下午的抓革命促生產動員大會上，主任忽然在正題還沒講完時就拍案而起，氣勢洶洶義憤填膺地揮著手道：“同誌們啦，階級鬥爭很激烈呀！有的年輕人，竟然要去同一個現行反革命結婚！你們說，這青年人的屁股，是坐到板凳的哪一頭去了？！咹？！”
整個會場頓時嘩然。人們的目光一個跟著一個地急掃，在一片嗡嗡的交頭接耳中，聚焦在了我的身上。
我隻感到芒刺在背，整個人都痛僵了。
[3]人就怕橫下一條心，第二天，我又再次將申請報告遞到了革委會。
暗地裏也排練中外名著白發主任不在，負責管人事的轉業軍人接過那張紙後看也沒看，就操著一口南方普通話開始了陰陽怪氣的刁難：“呃，還不死心啦？咹？急吼吼的幹嘛，啊？這些日子這麼紅頭花色的，是不是……咹——”他斜著眼，猥褻地朝我肚腹方向支了一下滿是胡茬的下巴，“……已經揣起啦？咹？明告你吧，研究過了，沒門兒！”
我真想狠狠地扇他一耳光，但我忍著。我明白，開不到證明，就絕對結不了婚。
我說你們可以現在把我也打成反革命，但你們不能強迫我不結婚、規定我嫁什麼人啊。
就在我找單位論理訴求的那些日子裏，穆知常常站在附近的大路旁，躲在樹影下，在深秋的寒風中，端著一杯用奶粉衝就的牛奶，等待我爭取的結果。
我每每感動得想哭。那被穆知雙手捂熱的杯子中，牛奶早已冰涼……
單位終於敵不過我“引經據典”的維權抗爭，最後不得已地出具了蓋著大紅鋼印的證明：“個人符合結婚條件”，但他們堅持沒寫明“單位同意”幾個字。
不想當母親知道了穆知的情況後，反倒是暗自欣喜。她說起碼是“門當戶對”了。大概因與穆知同為老右身份，後來他倆果然是一見如故惺惺相惜。
穆知稱自己是枯木逢春，決定在婚前再請一次探親假回穗城探望他父母大人。
而當穆知從遙遠的南方打長途電話到單位找我時，革委會主任再次暴跳如雷地盛怒道：“知道那裏離香港——那個臭港屎港有多近嗎？就好比從我們城裏走到郊區！”他用力叩響了桌子，忿忿然地吼：“這不是明目張膽地想裏通外國麼？你還敢大張旗鼓地來接電話？！”
閣樓新房
這次輪到我瞠目結舌。在同屬於黨領導的國土上打個長途，怎麼就是“裏通外國”了呢？！
不過開到證明就已是勝利，幸福中的我們，為了新婚的窩，開始四處借房。
四、半間閣樓做新房
當時穆知是請朋友的朋友幫忙，才借到了這半間閣樓來做新房的。樓有三層，閣樓在天花板之上，可以眺望青山與大江。
婚房落實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搬琴。這部立式鋼琴雖非什麼名牌，但因內置部件均係進口，且木質堅實，故而整體超高超寬超厚超重。
搬琴上樓時，每上移一級，樓梯就發出不堪重荷的顫抖。最後在通往閣樓的樓梯拐角處終被徹底卡死！我們隻能無奈地決定就將它放置在那兒。僅夠它三麵貼牆而立的棲身之地，便成了被延伸了的新房裏最浪漫的一景。之後我們每次進出，就總會坐在充當琴凳的樓梯上，彈上一支小曲或一串琶音、幾組和弦。這落裏的琴聲自然也就成了世上最為奢侈的“門鈴”。
我將希施金的風景油畫與樣板戲劇照同掛牆上，讓領袖像紅寶書與維納斯共處一室。
我們將兩人的工資和積蓄合起來買了張鐵床、一張圓桌、兩把越南藤椅、一張圓凳（因為沒有餘錢買第二張）。
朋友們個個如同進行地下工作一般，悄悄送來暖瓶、臉盆、碗碟之類，都是放下即走，誰也不敢大張旗鼓地表示道賀和停留。穆知在後來很長的時間裏，與親密朋友的交往都難免顯得“鬼鬼祟祟”。例如有位研究先秦文學諸子百家的朋友，總是以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方式，閃進門來撂下幾句重量級言論便即刻閃出，消失得無影無蹤，直到再次的驟然閃現。
在那年11月10日、11日，我們終於領到了結婚證書，走進了洞房花燭。
遠道而來的穆知的父母，是我們唯一的喜客。家庭婚禮便是新人合作的文藝表演。穆知拉一首小曲，我跳一段《白毛女》……我心裏惦著大哥，他還在憂心忡忡，沒有出席。
有天夜裏，穆知回家坐在樓梯下彈完琴奔上樓來問我，“知道剛才那曲子真正的標題嗎？”“肖邦圓舞曲第69啊。”我望著他說。“不，是叫……”他擁著我說出我的名字，“你同它一樣的憂鬱。”
明天的一切是那麼的不確定，憂慮自是必然。
五、新婚別
在喜慶婚假之後不足三周，穆知吃飯時心情沉重地告訴爸媽和我，單位已宣布了下放名單，他與文藝界的一些“牛鬼蛇神”馬上就要去專縣農村“安家落戶”。按規定他們會先住老鄉家（統稱“住家戶”），交錢交糧作生活費，暫不掙工分。一年後，下糧下戶口取消現有公職工資，徹底轉為“新農民”。
我頓感這一切猶如晴天霹靂，他父母也被這意外的消息驚呆了。半晌，爸才念叨道：“真是樂極生悲樂極生悲啊……”
在老宅拍攝我與大提琴（穆知拍攝）被拆查的鋼琴兩人相依相偎，捧著總譜聽音樂的甜美生活被迫戛然而止。穆知離開前的那個夜晚，非常的寒冷，我倆淚眼相向，深感依依不舍又無可奈何！
穆知一走，人去樓空的新房被格外的冷寂所籠罩，我的心空了，空得令人時感愴然……
二老返回後，應屋主要求而退還新房，我便又獨自心酸地將小家搬回到了哥的小樓。在哥給我住的那間小屋，我曾偷偷接待過在血雨腥風的歲月裏來避難的老師或兄姊般的友人們，而今，它又成了仁慈的哥為我解憂排難的小窩。
一天，不知被什麼人舉報了，突然就咚咚咚地來了一大幫人，他們由擺在琴上的半導體收音機的天線入手，不由分說地掀開了琴蓋，誌在必得地稱要“端出”隱藏在鋼絲琴弦裏麵的發報機。
一個穿公安製服的人理直氣壯地說：“我們都看過《看不見的戰線》，那玩意兒就在這種東西裏藏著，不要拿我們當傻瓜！”他們說的是這部朝鮮反特影片中的情節。我哭笑不得，任他們將琴身裏裏外外敲敲打打地查了個遍，實在是雖看到蛛絲（天線）卻查不出馬跡，發報機一說無法成立，一行人才隻好敗興收兵。
六、大案要案：“2·30兵團”
就在我們都已定下心來麵對現實，一心準備變為新型農民家庭的時候，突然間，穆知竟又以“反革命集團首犯”的罪名，從農村被秘密羈押回城。
這個出人意料的打擊更是如五雷轟頂！專案組聲稱，穆知是“反革命集團——2·30兵團”的主犯。說此係大案要案，已展開緊鑼密鼓的審查和偵破，不日將移交公檢法。
穆知被公安局、軍宣隊和革命群眾日夜輪番審訊，無論他“坦白”什麼，都說他離題萬裏。提審他的人一概叱令他：“給我老實點，別故意在這裏繞彎子！”
“老實交代，你和瞎子阿炳是什麼關係？！嗯！”
“天啊，我在音樂學院從教科書中讀到瞎子阿炳時，他都已經死了好幾年了啊！”穆知如實回答的結果，當然就被斷定為“狡辯”。他心想隻有死路一條了。
一天，專案組的兩名成員來到我單位，向我交待政策、做思想工作。年長的一位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穆知既是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那麼“審下來就絕不是隻判個十年八年的問題”。他勸我一定要站穩立場，劃清界限，趕緊知道多少就檢舉揭發多少。說“趁你人還年輕，現在趕快和他離了，也還來得及”。
我人完全懵了，隻一個勁地說：“肯定弄錯了……，絕不可能的……”
我心想穆知曾提著自己的腦袋，為保衛領袖的革命路線而參加過荷槍實彈的戰鬥，甚至還曾壯誌淩雲地寫下了血書，立誓要戰鬥到最後一刻，並希望在犧牲後能被追認為共產黨員和革命烈士！據說寫血書時，他熱血沸騰，自己先感動得接近犧牲。這在當時絕不是笑話。
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是反革命？於是我對他們明白地表態道：“反正我是絕對不信，無論要判他多少年，他得坐多久的牢，我都可以等。”
我雖嘴上這麼說，可心裏暗想著三年前那位祁廣忽然被槍斃的厄運，就還是心生恐懼。
祁廣他們是幾個熟讀《資本論》同時也熟讀《導演學基礎》的文藝青年，對《資本論》倒背如流的同時，也對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係理論如數家珍。
那年嚴冬我陪祁廣的妻站在馬路邊，心驚肉跳地等待他出現，送他“遠行”。
萬人夾道中，車開過來了。五花大綁的他站在卡車頂頭上，頭臉浮腫，麵目全非。憑著掛在他胸前被打上大紅叉的名字，我們才認出是他。
那年的祁廣26歲，曾立誌到邊區執教。他離生命的盡頭隻有幾公裏的路程。
妻說他不識時務，肚裏有那麼兩滴墨水，就昏頭昏腦去幫人家代筆起草，寫了什麼萬言書去呈國務院，論述什麼“國家需要體製改革”。
那時出過那麼幾個“典型”，北有如林昭、張誌新和遇羅克等。槍打出頭鳥，亙古不變。
祁廣的妻事後將他倆的結婚證秘密處理了。她說當年邊區負責辦理手續的鄉鎮幹部憨厚良善，說隻當救人一命，答應這事就這麼了結。她當即千恩萬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