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我常常會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注：選自侯玉波、Peng Kaiping和朱瀅等編製的問卷（部分）
（4）思維特性對認知活動的影響
認知判斷：基於不同文化背景的思維方式對人們的認知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首先，它影響了認知功能的實現過程。以概率判斷為例，Yetes、朱瀅等（1987）發現，中美兩國的大學生在做概率判斷時采用不同的方式：中國人有較好的辨別能力，而美國人有較好的校準策略。兩者的互補性使得中國人與美國人在判斷的結果上基本接近。而之所以如此，就是中國人傾向於從總體看問題，較容易做出適當的區分；而美國人傾向於從部分之間的關係看問題，所以當發現部分之間存在不一致時會及時調整。
認知內容：文化與思維方式也影響認知的內容，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人們的歸因上。Morris等（1994）發現，在大多數時候，美國人歸因時強調個體內部的因素，而中國人更多地關注環境，對事件做外部歸因。Morris用“文化差異的內隱理論”（culture differ in implicit theories）對此加以解釋，即文化差異以內隱的方式影響人們對行為信息的表征與編碼。
決策行為：文化與思維方式也影響著群體決策行為。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使得中國人的群體決策更多地依賴權威，在群體決策中，大多數成員實際上隻參加討論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群體決策。另外，在決策中成員也盡量避免公開的衝突。Lindsay（1985）在研究中國人通過開會做群體決策時就發現，中國文化的要求以及中國人的思維特性也影響了中國人群體決策的氛圍，每個人坐的位置與發言的順序與這個人在群體中的地位緊密相連。在大部分情況下，還會出現“權利極化”。從這一點來看，中國人的群體決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群體決策。
總之，文化對人的心理與行為有著巨大的影響。分析這些影響對我們理解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心理之間的關係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中華文明對人類的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盡管如此，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們還必須向世界上任何先進的文化學習，不能夜郎自大。從另一方麵看，自八十年代初以來，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與對外開放等諸多原因，使得“全盤西化”的思想在青年人中幾度泛濫，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崇洋媚外變成了一種時髦。實際上，不論是閉關自守還是崇洋媚外都不能成為我們理解與發展中國文化的途徑。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文化也在經曆著前所未有的變革，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給這種變革提供了機會。中國的對外開放不僅要促進經濟的繁榮，也應該有利於文化的發展與人們思想觀念的更新，文化心理學將在這一方麵作出它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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