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進行的。要讓經濟返回可持續增長的路徑，調整過程一定如下：那些在繁榮時期投入無利可圖的項目與行業的資源，現在需要轉投到其他地方。至於勞動力資源也應一視同仁，意味著一旦崩潰到來，那些不幸工作在極不盈利（但在繁榮期似乎有利可圖）的企業裏的人必須失去工作。
例如，如果建造一間新汽車廠的工期為18個月，現在已經進行了6個月，但（依據新的信息）不會有足夠的購車者支持汽車廠的生產。顯然，正確的做法是立即停止建造。從整體經濟角度來看，為了防止建築工人被解雇，並“創造”就業機會去生產賣不掉的汽車，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擁有那間工廠的公司，那可不是在做什麼“善事”。不，正確的做法是，把這些工人和其他（可回收）資源投入其他真正有利可圖的項目和部門。
至於這個“苦口婆心”的建議有什麼問題，當然是在虛假繁榮崩潰後，經濟需要時間才能重新找到自我平衡，尤其是在多年的繁榮之後。因此，當經濟體因蕭條而精簡緊縮時，一些失業的工人有可能要花數月甚至更長時間，去尋找適合自己的職位。許多人寧願政府立即介入提供援助，而不願意等待“自由放任之藥”起作用。
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長期的大規模失業其真正功能是什麼。還記得中央計劃經濟，即純粹的社會主義製度的致命缺陷嗎？如果沒有市場價格和盈虧檢驗，中央計劃者不可能知道如何有效利用自己掌握的資源。例如，在當代的美國，一個想進行中央計劃的人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應該”成為腦外科醫生、建築工人或者學校教師，更遑論應該如何向每一個美國城市分配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
同理可知，沒有任何一個人、甚至沒有任何一組專家能夠知道，應該如何在繁榮崩潰之後“正確地”調整經濟。例如，想想看拉斯維加斯從2000年到2006年的房地產繁榮，在這些年頭裏，顯然有太多建築工人（以及木材、釘子等其他資源）投入拉斯維加斯的房地產，“正確”的做法是，應該把工人的勞動時間用在其他的事情上。
但是，具體怎麼操作？每個拉斯維加斯地區的建築工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他們的技能、興趣和個人情況各異。工人甲的“正確”應對可能是坐上巴士去德克薩斯州的一個煉油廠工作。工人乙沒準該回學校讀研究生拿文學博士學位。而也許工人丙該做的，卻是忍受大幅縮水的薪水去做漢堡包，以圖留在拉斯維加斯等待樓市複蘇，因為他的妻子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是拉斯維加斯一位著名律師的私人助理。
現在，我們對問題有了一些整體上的把握，我們看到，純粹的市場經濟是最好的解決方式。當繁榮崩潰後，許多工人認識到，他們不能再掙到一貫以來的薪資水準。也就是在說繁榮時期的景氣是虛幻的，人們並不真的像他們自己認為的那麼富有。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該是失業的工人開始找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份工資和其他條件與以前相當的新工作，不用搬家或者至少不用搬到討厭的地區。
尋找新職位需要時間。失業者尋找的時間越長，越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新工作。但是，長時間尋找的缺點是，失業者不對經濟體係做出直接的貢獻；他們在找工作期間必須依靠別人的產出來維持生計。
請注意，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中，所有這些問題都得到了應有的重視。每一個失業者都可以基於個人的考量，自由地選擇新工作，沒有哪個政府官員能決定工人“現在該下崗了”。同時，因為沒有政府的失業救濟，個人也要自己承擔過渡期的衝擊，（說白了）政府的失業保險其實是付錢讓人不要去找新工作。【譯注：別大驚小怪，這是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成果】
正如我們本書中一再強調的，經濟分析本身不能決定哪些政府政策是好的，哪些是壞的。但經濟分析可以揭示出一項政策的後果，讓市民和政府官員能夠在了解情況後做出決定。對於大規模失業的問題，不能簡單地感情用事，這不是誰有同情心或誰殘忍的問題。舉例來說，政府建立的失業保險金製度不僅減少雇員的收入，而且還在經濟衰退時打擊盈利企業擴大經營的積極性。
政府並不創造資源或財富，它僅僅重新分配資源和財富。如果沒有政府的失業保險計劃（不用繳納失業保險金），個人的工資、企業的利潤相對增加，人們仍然可以選擇自己儲蓄，來提供經濟困難時期的緩衝。也許，實際上自由市場建立的緩衝期要比政府設立的失業補助期短，但經濟學再一次告訴我們，這個問題涉及取舍。失業救濟應該持續多久？顯然，這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不是工程或化學上的事實。【譯注：意思是失業緩衝期的長短應該由個人決策，不應該讓社會統籌。】
例如，如果政府規定，每一個失業者都能按以前工資額的95％領取失業補助，最長可達20年，直至找到新工作為止。這樣的政策顯然是在浪費資源。即使那些最熱衷維護失業者利益的人都會承認，這種假想的政策將是災難性的，而且（考慮到全部後果）實際上這會損害工人的利益。一旦我們承認失業救濟有可能會過份“慷慨”，那麼，如果政府決定提供的救濟超出純粹市場經濟下的自發補助，我們的基礎經濟學知識很難證明這一政策是正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