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議會黨
民主社會主義政黨觀的另一個重要方麵是把社會民主黨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於議會而使之成為多黨競爭體製中有執政前景的議會黨。通過幾年一次的議會選舉，社會民主黨或贏得多數席位上台執政，施展自己的為政方略；或充當積極的建設性的議會反對黨，借助於議會提案的通過與否決，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議會外的鬥爭已完全退居到可有可無的次要地位，至多作為議會競選的輔助手段偶爾加以采用。並且，這種鬥爭的形式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程序化，以至於可以更恰當地稱之為“議會外對話”，而不適於叫作“議會外鬥爭”。
與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共生”是當代社會民主黨人同他們前輩的一個明顯不同之處。他們認為，今天的社會已經不同於“曆史上有過定義的那種資本主義”，福利政策削弱了所有製問題的重要性，職能民主機製的建立和參與製的普遍推行也使得資本的所有者不可能為所欲為。而在這一逐步民主化的進程中，民主會主義力量不但參與了而且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甚至於已成為它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資本主義的現代危機同時也是工業社會的危機。這樣，拯救工業社會就成了我們的任務”。“現在不能簡單地說什麼‘我們要廢除資本主義’。令人感興趣和重要的是，資本主義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通過社會與人民一起必然要解決”。這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弗裏茨·塔爾諾30年代那篇著名演講《資本主義病床邊的醫生》的要旨所在。鑒於此，社會民主黨人在今天必須具備承擔責任的勇氣，投身現實的社會政治運動，積極參加議會競選，並盡最大可能爭取執政。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為自己謀取權力，而是通過政治統治頭現民主社會主義的曆史使命。這一點被克賴斯基看作是“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標誌”。
社會民主黨把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從街頭轉向議會大廳，既是西歐各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自身演變的結果。不同地區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完成這一轉變的時限是不同的，其實現方式和具體表現也不完全一樣。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工黨）轉變得最早也最徹底，內陸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轉變過程中長期存在著理論和實踐的不一致現象，地中海國家社會黨的轉變過程則曲折複雜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講至今尚未最終完結。
相比而言，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雖然規模很大，成效赫然，但成立時間卻比其他地區為晚。如果說內陸地區和地中海地區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是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的主要推動者的話，那麼，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卻在很大程度上作為政治民主的成果體現而活躍於國家政治舞台。從19世紀中葉開始，隨著經濟的穩步發展、政治民主的逐步擴大和社會環境的相對平和，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勞工運動在有組織、有規模、有秩序的改良主義軌道迅速發展。一係列政治民主化法令的頒布，使工人代表進入議會不但成為必需而且成為可能，普及教育法的實施則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政治鬥爭水平，並且尤其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是，工會組織因其健全的發展和合法的地位而成為工人運動的核心，進而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這一切，為創建工人政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一般都取名為工黨或社會民主工黨）並使之合法存在提供了先決條件。因此，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各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基本上是一經成立，就以議會政黨自認，參加議會大選，組成議會黨團，以合法的手段幹預國家政事。這一特征在英國工黨表現得尤其明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期裏，“英國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工人階級的發展程度和組織程度，足能使這個階級利用普選權來真正地為本身謀利益”。1900年勞工代表委員會（即現在的黨）的成立本身，就是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在選送勞工代表進入議會、以便通過立法手段來保障工會利益這一點上達成一致的結果。換句話說，組建英國工黨，主要就是為了參加議會競選。或許，工黨的某些分支組織如獨立工黨、社會民主聯盟等在早期還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街頭政治味道，可工黨作為一個整體，自始至終就是以一個議會政黨的形象而存在的。其他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組建和活動情況也與此大同小異，根本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同英國一祥，按克賴斯基的說法，都是“從容不迫、有計劃地發展的”。
隨著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陸續建立，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又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並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由於工黨（社會民主黨）的積極推進而獲得同步大發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瑞典社會民主黨、挪威工黨和英國工黨就已經是歐洲取得相當成功的穩定的議會政黨了。這一形象在戰後局勢的持續穩定發展中被延續下來，並因整個西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巨大選舉成功而一度成為各國黨借鑒和效法的樣板。
可是，要論及議會政治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首先得到認可並在這方麵作出相當成績的先驅，卻既不是瑞典社會民主黨，也不是英國工黨，而是屬於內陸模式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878年，俾斯麥政府頒布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德國社會民主黨麵臨十分艱苦的鬥爭環境，無數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工人被解雇、工會被解散，大量社會主義刊物和書籍遭到查封，數以千計的社會民主黨人被判刑和放逐。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黨被迫采取十分靈活的鬥爭策略，以和平的鬥爭方式為核心，將合法鬥爭和秘密鬥爭有機地結合到一起，在議會選舉和社會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黨的影響迅速擴大，並贏得了崇高的聲望，使“大部分工人習慣上把社會民主黨看作為他們的天然保護者”結果，在廢除非常法後的兩次選舉（1890年和1893年）中，社會民主黨取得了空前勝利，得票率高達23.3%。恩格斯由衷地讚許道：“一個政黨這樣持續不斷地一往直前，在任何國家都還沒有見過。”“依我看，對每一個國家說來，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實現目標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作為對競選勝利的總結，德國社會民主黨著手製訂新的黨綱，並在1891年的愛爾福特黨代表大會上予以通過。愛爾福特綱領雖然在理論上仍調了“生產資料社會化”、“無產階級專政”等激進的社會主義要求，但它的主要部分卻是闡述黨在現存製度範圍內應當實現的一係列明確的目標以及具體的社會改革，並把利用普選權作為當時條件下最有效的鬥爭方式寫進了黨的正式文件。法國學者雅克·德羅茲就此分析道：“在學說上完全正統的愛爾福特綱領給改良主義活動留有一定的餘地，希望這種活動能逐步改變工人群眾的地位。雖然在愛爾福特綱領的陳述中，理論與實踐之間終究暴露出某種含糊不清的情況，人們仍然可以肯定，這個綱領為今後很長一個時期規定了社會民主黨在議會內和平地逐步改革社會的工作方法。”
從此，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在一段較長的時期裏都沒有對綱領中的革命詞句作太大的改變，實際活動中卻一步步向完全的議會黨演變。但是，現實環境卻不像北海-波羅的海國家那樣有利，遲至本世紀50年代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都還沒有成為純粹的議會黨。這不但表現在它所遭受的希特勒法西斯的迫害，而且表現在黨的組織上的分裂和思想上的分歧，革命激情尚在不少黨員身上留有影響。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它雖然積極參加議會競選，但在相對激進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更多的是充當積極的反對黨，而不把謀求執政作為頭等重要的目標。這種狀況的徹底改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伴隨著德、奧兩黨從階級黨向人民黨的演變，一部分激進的黨員從黨內被清除或自動退出，改良主義新黨綱的通過則從思想理論上肯定了議會主義的絕對權威，黨才真正走上了純粹的議會黨之路。與此相應，瑞士社會黨在理論上把黨的性質規定為“各界人民的政黨”的同時，實踐上也從1947年大選參政到年大選成為穩定的四大執政黨之一，在均衡的政黨力量和妥協的政治環境中實現了黨的全麵議會主義化。這樣，內陸模式的三個主要政黨都徹底拋棄了街頭政治傳統，把議會當作了黨的核心活動舞台，即成為純粹的議會政黨。當然，這並不排除時有部分黨員對議會政治的批判和對議會外鬥爭方式的稱許，也不排除黨的有關文件仍在理論和原則上有保留地肯定某些形式的街頭政治可以作為議會政治的一種補充，不過這大都是從曆史的角度或抽象的意義出發的，目的在於彌合黨內隨時存在的意見分歧，而不在於指導現實的運動。
地中海國家的情況比較複雜，所謂複雜主要並不是說這些國家的社會黨人對把黨建成議會黨有什麼不可調和的分歧，而是社會環境對黨的議會主義化造成了多方麵的障礙。追溯起來，法國社會黨人也算得上投身議會活動的先驅之一。早在上個世紀末，法國社會黨的前身法國工人黨就多次參加議會選舉並取得很大成績。對此，恩格斯是這樣評價的：“法國人日益走上德國人開辟的道路，並在學習如何使用普選權，而不是謾罵它。”可是，正如前文在論述地中海地區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異常曲折的發展過程時所談到的一樣，法國社會黨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經曆了分裂、合並、再分裂、再合並的痛苦曆程，政治盟友、理論觀點和選舉力量都變動極大，黨內各派根本無法就黨的議會主義化問題達成相對穩定一致的意見。客觀政治環境也限製了社會黨在議會舞台上的活動餘地，它雖然對參加議會選舉熱情頗高，但每次的選舉結果都不盡如人意，而且每況愈下。直到70年代初經密特朗改建之後，社會黨的選舉活動方有較大起色，其議會黨的形象也日益固定下來。意大利社會黨的情況在這方麵同法國社會黨頗為相似，走過的路大同小異。希臘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60年代末還沒有出現，自然談不上開展議會活動的問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社會黨當時尚處於非法狀態，且分裂成好幾個派別，國家的獨裁統治狀況和社會黨自身的地位都使其無緣參與議會政治。這兩個國家的社會黨（包括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是在反獨裁、爭民主的過程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而同時作為民主主義的黨、社會主義的黨和議會黨而存在。地中海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自70年代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以後，各國黨的理論和行動雖然同它們的西、北歐同伴相比顯得略為激進，但總體上還是反對街頭政治、崇尚議會政治的。特別是它們陸續參政執政以後，在國際國內公眾眼裏，都以純粹的議會黨形象活躍於歐洲政治舞台。隻不過，由於地中海各國社會黨力量的大起大落至今尚在繼續，比如法國社會黨1993年的嚴重失利和意大利社會黨1994年的慘敗，我們很難斷定這些黨的形象乃至性質在今後的發展中不會有較大的改變。
總之，議會黨作為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一個重要特征和行為方式，現在已為各黨所接受。但三種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具體的議會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卻不完全一樣，並且處於不斷變化過程之中。在觀察和研究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時，對這一點必須予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