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們很好。”
躺在有點硬的床上我想起了他出短差回來我幫他開行李，他的東西總能收納得很好，內衣，外衣，清潔用品，**，各種零碎……既然他把一切都能歸納好，或者我就該平衡了，每個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每個人都是不同的。那就沒有不同了。
找平衡太勉強，我隻好平躺了，沒料到在這虐待脊椎和腰肌的硬床上我睡得特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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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上
我本以為速勝的官司，在第三次開庭時急轉直下。本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華天一找到了新突破就咬住了不撒嘴，本來無力也要攪三分現在更來勁了。這中間他們沒有露出一點要庭外和解的意思，虧得我還沉著地等待著不願意在法庭上把有些話說得太滿，擔憂言辭過激刺激華天，現在看來人家自己原地滿雞血複活根本不必我刺激。
我還是太天真了，盡管我什麼都願意應付。我該相信小哥的深思熟慮，他一付清心寡欲的樣其實比誰都賊。
主要原因還是我想鑽拍《蓮花》沒簽合約的空子，不算商演沒違約，因為悶油瓶的錢我實在不好意思動。華天也沒準備這麼幹脆地放我走，看這架勢不把我搞個底朝天不算完事。結果這件案子得等到《蓮花走失在河流深處》正式公映了才能有個結果，就看製片方是怎麼給我定位的，無論如何我現在沒有結片酬是事實。
我問小哥該怎麼辦，他說今天的局麵他早想到過，但他沒有太好的辦法避免，他要我相信時間，我隻好又耗下去。
又過了兩天我接到二叔的電話，說是我媽得了急病讓我趕快回去。當天我就飛回杭州，在機場卻看見了我媽。二叔站在一旁一聲不吭，我瞪了他一眼，他不甘示弱地瞪回來。
正直春運，我拉著我媽的手在候機大廳擁擠的人群中穿來穿去。算一算，我也有三年沒回過家過春節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悶油瓶也沒一個人待在北京，他跟著《蓮花》的劇組補拍鏡頭，在北京拍了三周就又跑甘肅去了。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杭州奇妙地連下了兩場雪，我每天晚飯後都堅定地守在電視機前，等待著被中央氣象局忽悠……
那一陣是我壓力最大的時候，像我這個年紀的大齡單身北漂男青年都有這樣的壓力，家裏逼著成家，外掛逼著立業。都惦記著不蒸饅頭爭口氣，因為想蒸饅頭買不起屜。
在杭州我的生活是這樣的：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然後起床洗澡上網，下午出去溜達一圈，不見任何熟人，晚上等我媽下班回來開夥，夜裏看會兒書或者電影，幹脆找人煲電話。這個‘別人’通常是小花，他甚至在幹活的時候也戴著耳機不掛電話，偶爾壓低聲音和我說上一兩句，片場的事我能聽得一清二楚。
聽著電話那頭劍拔弩張火藥味十足的背景音，我才稍微有點樂子。
三四天後，我想我得為那小哥幹點什麼。
我還是每天都上丵街溜達，隻要能路過一些景點郵局大型超市我肯定停下來買張明信片，在角落寫上當時所在的街道名和日期，寄回北京。
揚?安德烈?斯泰奈追求杜拉斯時幾乎每天都寫短箋給她，有時一天寫好幾封信，隨便寫兩句天氣她也覺得是詩。我無話可說，隻把空白寄給他，希望他偶爾在家時有個期待。
我好像把幸運全用完了，終於開始對前途擔憂。有時候我去二叔的店裏找他下棋，早年間他有個師父專門教他下棋，現在他已經下遍杭州無敵手了。
他不問我任何問題，隻對著我壞笑，然後看著我輸的一塌糊塗。我也不知道從哪鍛煉出這種淡定，輸完以後還能擺棋重來，本來我就是來散心的，而且我明白了輸給有些人不算輸。我也不奇怪二叔為什麼一句話也不問，我的事，他看棋就能料到了。
現在想想，我父親常年不在家，二叔隻忙生意，三叔太不靠譜，我也沒有兄長。除了奶奶，小時候她教訓爺爺、父親和叔叔們時我在旁邊聽一耳朵。我到底是怎麼長大的？
《蓮花走時在河流深處》定在大年初一首映，趕賀歲檔，每天看著戶外海報我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除夕那天我寄出了第二十七封明信片，馬上二月了，我和張起靈快認識一年了。
初一那天去看電影的人不少，我混在人群裏不需要任何偽裝，因為這裏是杭州，我是杭州人。電影，我不知道怎麼說了，劇情絲絲入扣，和美國大片不一樣，核心講的依舊是道德問題，還涉及倫理，但不晦澀。當然這是商業片，大投資，大製作，字幕後麵的鳴謝有一匹布那麼長，和好萊塢一比它又顯小了，題材也夠不上標新立異。但這是一部讓人放心的電影，不必太分心挑剔，它能被人觀賞。
配樂一直有鋼琴，有時聲音小得就像聽不見，有時節奏亂得就像沒旋律。人們輕易能聽出低語和槍戰，哀愁與恐懼。我知道導演小時候學過鋼琴，並且留下了痛苦的印象，但是他對鋼琴的了解勝過其他樂器，把最熟練的用到極致，是一種尊敬。
看見我出場時我閉上眼睛，回想著我拍戲時的流程，想象著會出現什麼鏡頭，過幾秒再睜開眼睛看一看，能否對接上，結果一一對應了。導演沒有剪掉什麼，電影院裏上座率高達七成，但沒有人能和我分享此刻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