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起初有了詞語。人類宇宙慢慢編織，詞語便被賦予了血肉。惟有詩人能擴張宇宙，發現通向新真理的捷徑，就像霍金驅動器在愛因斯坦時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過。
作為詩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詩人，就是要成為人類的化身；接手詩人的衣缽，就是要攜帶聖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類聖母的分娩陣痛。
成為真真正正的詩人，就是成為上帝。
我試圖把這想法解釋給天國之門上的朋友聽。“尿，屎，”我說，“屁眼直娘賊，天打雷劈屎天打雷劈。。噓噓。天打雷劈！”
他們搖搖腦袋，笑笑，走了。很少有人能夠理解偉大詩人的行為方式。
黃褐雲下起酸雨，打在我身上。我涉過齊腿的爛泥，清掃著城市下水道中的榨血草。第二年，老泥巴死了，當時我們正忙著工程，要把第一大街運河開拓至中池泥灘。發生了一起事故。他當時正爬在一個粘滑的沙丘上，想要拯救一朵硫磺玫瑰，不讓滾滾前進的灌漿機將它毀掉，然後發生了淤泥震。隨後不久，戚蒂結了婚。雖然她仍舊兼任著窯婦，但是我看見她的時間越來越少了。綠海嘯卷走泥灘市之後不久，她就難產而死。而我則繼續寫詩。
也許你會問，隻有右腦半球的九個詞語，華麗的詩文是如何寫出來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詞語。詩僅次於詞語。在根本上這是真理。我處理“物自身”①，暗影背後的物質，編撰強大的概念、明喻、內在聯係，就像工程師蓋樓一樣：先構造出晶須合金骨架，然後玻璃、塑料、彩鋁才會出現。
慢慢的，那些詞語回家了。我的腦子開始重訓重組，那進行得相當完美，真是不可思議。左半球丟失之物在別處安了家，在損壞區域重新奪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燒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卻被火燒得更肥沃了。以前一個簡單的詞，比如“鹽”，都會讓我期期艾艾、氣喘籲籲。我的腦袋會在虛無中深挖一氣，就像舌頭舔向沒牙的牙床一樣。而現在，詞語和詞組慢慢湧了回來，它們仿佛被遺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現了。白天，我勞作在汙泥場，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燈嘶嘶的照射下，撰寫我的《詩篇》。馬克·吐溫曾以他自己慣於的方式發表過意見：“正確的詞語和幾乎正確的詞語，它們的區別，就是閃電和閃電蟲②的區別。”他是在逗趣，但這並不全麵。那段時間，在天國之門上我開始撰寫著我的《詩篇》，我發現，找到正確的詞語，相比接受幾乎正確的詞語，兩者間的區別，就好比一個是被閃電擊中，一個單單是觀看閃電表演。
於是我的《詩篇》開始了，成長了。我把詩寫在循環利用的榨血草纖維製成的苯上，那是他們成噸成噸地生產出來作為草紙用的；我用廉價的標簽筆潦草的寫著，那筆是在礦工共同商店裏買的。《詩篇》初具規模。隨著詞語回來，就像三維拚圖的碎片各就其位一樣，我發現我還需要一個形式。我回憶起巴爾薩澤君的教學，試著用了用彌爾頓的敘事長詩的韻律感十足的華貴。信心回來了，我又加入了拜倫的羅曼蒂克的感性，同時加入了濟慈對語言的稱頌。我把所有的這些都攪了進去，還摻了少量葉芝那才華橫溢的犬儒主義，加了一撮龐德③的晦澀、故弄玄虛的傲慢。我把它剁碎，切丁，加入了另一些佐料，比如艾略特遊刃有餘的比喻，玳蘭·托馬斯的位置感，德爾莫·施瓦茨的末日感，斯蒂夫·藤恩的恐怖筆調，薩姆德·布列維的清白宣告；丹東對繞彎子般的韻律結構的喜愛，吳僑之對自然的崇拜，以及埃德蒙·吉菲裏拉的玩世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