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我的回答，她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三本書都以第一人稱——‘我’作為主人公，‘我’幹了很多猥瑣齷齪的事兒，比如說用屎和奶油做蛋糕，用女友的經血做毛血旺等等，請問書裏麵的故事都是真事麼？”
我說：“有真也有假，大夥看了開心就行，其實我幹的很多事兒比裏麵寫得還驚悚、還惡心。”
……
峰會錄製了兩個多小時，結束後主辦方很貼心地安排了一個小型的簽售會，很多熱情的讀者抱著一摞摞的書讓我們簽名，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湧到我麵前。許其邦暗示我必須滿足每個讀者的要求。我就蹲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簽名，簽了十幾本胳膊就酸了，心中暗暗不爽：“我這老鄉當初幹嘛不取個簡短的筆名！像是三毛，古龍、小四，筆畫少，簽名也省事兒！”但當我看到身邊一個也蹲在地上給讀者簽名的作家時，忽然欣慰了：“艸，這哥們筆名叫‘強嘴的鑫鑫’，筆畫比我多好幾倍，哈哈。累死你丫的！”
也有讀者拉著我求合影，我也一一滿足。我打小就喜歡照相，看見別人拍外景婚紗照的時候都會“不經意地”闖入鏡頭，幻想著自己青蔥的身影能給他們帶來美好的留念。二十多年來，我拍了數以千計的照片，其中一幅還被廣泛刊登在日本主流媒體上。那是在我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個日本老兵訪問團乘坐兩輛大巴專程造訪北崗縣。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駐守在北崗縣，撤離的時候太匆忙，沒能把老婆孩子帶走。為了生存，日本女人改嫁給了中國農民，孩子都從了繼父姓，取了中國名字。改革開放後，大部分日本女人和孩子陸陸續續返回日本，但也有一些沒有音信，老兵們就組織了這個訪問團故地重遊，尋找當年流散在中國的日本人。
在一無所獲即將離開北崗縣的時候，他們看到了我，就請我站在一座殘毀的日軍碉堡前照張相，並且要我穿上破舊的衣服。我嚴詞拒絕：“你們照完就走了，我看不到照片，不就白照了？！”
他們說：“照片能上報紙，過幾天給你寄過來。”還送我很多糖果，我勉強同意了。後來他們果真給村委會寄來了幾張報紙，上麵有我的照片，懂日文的人說照片下麵的文字介紹是“日本遺孤在中國”，可能因為我扁平的麵孔配上閃亮的禿頭頂很像當年的日本遺孤。所以才找我拍照片。尼瑪，原來日媒也造假啊，早知道這樣，我才不配合他們呢，給多少糖也不照！
我的照片旁邊還有水生奶奶的照片，她穿著破舊的衣服站在自家小土房前，標題是“當年的慰安婦”。水生一家開始還為家族中有人登上外媒倍感榮耀，四處宣揚，唯恐天下有人不知，但當了解“慰安婦”的含義後立馬氣炸了，找村長理論，要村長聯係外交部召見日本大使抗議。最後以村裏妥協，免了他們家當年農業稅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