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又來。過了年以後，六年級的寒假也就結束了，再開學的時候，我轉了學，轉到哪兒了呢？
西村，這時候的西村，教六年級畢業班的班主任是我舅舅，也就是我母親的哥哥。我舅舅屬於是高中學曆，雖然高中沒畢業，又會寫毛筆字，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他給耽誤了，可能成就不止是個紮紙人的。當時，舅舅在他們村算是高學曆的文化人了，他們村的村長專門請他到他們學校教畢業班的。
我舅舅也沒啥教學經驗，不過就是再不濟，也比我們學校那個初中都沒畢業的黃毛丫頭強，他們學校的數學老師呢，是什麼師範學校畢業的正規教師，很嚴厲的一個年輕的……現在叫我來說，當時她是個還沒結婚的年輕小女孩兒，也就二十歲出頭，不過在那時候的我眼裏，她已經是個成熟的老女人了，又嚴厲又刻薄。
我舅舅和這個年輕的女數學老師呢，給我小學生涯的最後半年，留下了特別恐怖的夢魘，簡直就是人間煉獄。他們的教學模式，那就是魔鬼式的、煉獄式的，開學半個月，一口氣把教科書通通教完了，緊接著，那煉獄就來了，每天除了做題就是背誦，除了背誦就是做題，我的親娘呀，一天十節課，上午五節，下午五節，哪裏還有啥自習課？哪裏還能偷偷在課堂上唱“一剪梅”？
他們那裏的學生似乎早就適應了，我不適應，就好像一下子從天堂跌進了地獄，丁點兒都趕不上他們的學習節奏跟進度，可以說他們全班最笨的大笨蛋都比我強。
當時的每一天都是忍著餓做題，憋著尿上課，中午的時候，數學老師端著飯碗看著我們做題，當然了，等數學老師端著飯碗看我們做題的時候，班裏也就剩下沒幾個人了，剩下的全是大笨蛋，包括我在內，我覺得我不是大笨蛋，隻是跟不上節奏。
下午，一直到晚上七八點，我舅舅又端著飯碗看著我們背課文，有時候是寫那什麼讀後感，我就感覺我舅舅有點兒糊塗，課文隻要背得不流利，稍一停頓，一擺手，回去接著背，背熟了再來，想撒尿，憋著，沒有窘迫感，你們就不知道好好兒學，就跟過去的私塾似的，就差拿戒尺抽了。
同樣的一篇讀後感，別人寫好了通過了，回家了，其他同學拿著他的原封不動抄上一份，那同學也給通過，也回家了，等我再抄一次，沒通過，回去再寫，咋就這麼大差距呢，我就感覺我舅舅的文革時候給人打傻了，糊塗了。
六年級那後半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咋熬過來的，反正我就記得我那時候學會憋尿了。當時把我折騰的，連想胡慧慧跟唱《一剪梅》的空都沒了。
好不容易，六年級終於熬完了，跟著就是暑假，說真的，我不記得那年暑假我都幹了些啥，或許那煉獄式的學校真給我留下啥陰影，都快導致我失憶了。
當時，隻記得暑假快過完的時候，父親帶我到幾個初中學校報名考試了，不過成績都不怎麼理想，主要是我寫的那字又大又醜，沒一個學校肯收我。父母呢，又不想我到西村那個最差勁兒的對口兒中學上。一時間，我去哪兒上初中成了我們家一大難題。
眼看著快開學的時候，王思河來找父親，他說他給強順找到一家廠礦的子弟學校上初中，那裏教學質量雖然也不怎麼樣，不過比西村那個中學強的多，問我父親願不願意讓我到那個學校上學，父親一聽，就點頭答應了。
當時，連我在內總共去了四個，我，強順，小慶（張永慶），新建（李文金），我們全是同村的同班同學，都是從小玩到大的。
我記得當時好像已經是九年義務教育了，不過，不上對口學校到別的學校去，就得繳借讀費，我們每人每個學期還要繳二百塊錢的借讀費，一年也就是四百塊錢。
在這個廠礦子弟學校裏麵，除了我們幾個，全都是市民子弟，這些孩子們打一出生下來就有個旱澇保收的金飯碗，比我們土裏刨食兒的可要高上一等，我們到了那裏被他們看不起是很正常的，特別是我們幾個還都穿著補丁衣服、母親做的千層底黑布鞋，上個體育課，連個像樣兒的球鞋都沒有，老師就告訴我們，沒球鞋不能上體育課。
就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識到被人看不起是個啥滋味兒，被人鄙視補丁衣裳是個啥滋味兒，回家以後呀，我就纏著我媽，跟我媽說，以後我再也不穿補丁衣裳了，再也不穿補丁衣裳了……
在那個子弟學校裏麵，我們四個就像四個野孩子，總是玩一些讓那些孩子們接受不了的遊戲，他們用手打籃球，我們是用腳踢的，他們用腳踢足球，我們是撲上去搶的，在我們學校的時候，條件簡陋，學校就一個足球，誰搶著誰玩兒，到了人家那裏，這惡習還是改不了。每天呢，手上臉上都是髒兮兮的，人家全都是幹幹淨淨的，我敢肯定，他們肯定沒玩兒過尿泥跟屎殼郎。俺們從糞堆底下把屎殼郎用水澆出以後還燒來吃呢。
不過，他們那學校裏的女生長得確實比我們農村學校的漂亮，臉長的白，衣服穿的好，還有過去那種市民們獨有的優越氣質。
隻是，那些女生長的再好再驚豔，對我來說，一點兒感覺都沒有，真的一點感覺都沒有，我那心裏邊兒呀，就癡戀著胡慧慧一個，我當時那同桌也是個女的，也不知道哪一點兒跟胡慧慧長的有幾分神似，所以我總拿她望梅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