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後起諸王國的城市來說，它們與古典時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們內部由於希臘移民和土著民族間的區別而分裂。而且，它什總是完全從屬於一個或另一個帝國。如果城市居民由於暴虐的國君，或者更壞，由於懦弱的國君而遭難，城市無能為力。實際決定不是由公民大會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戰場上作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積聚財富，貪圖享受，讓貧民和奴隸自己設法謀生。於是，舊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會內聚力為自私自利和階級鬥爭所取代。
經濟狀況和經濟製度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希臘本土不僅政治晦暗，而且經濟衰落。過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種製造品來換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種糧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紀時，這些殖民地已紮根下來，發展了自己的工業、葡萄園和橄欖園。如前所述，這些母邦曾與19世紀的歐洲相似，經曆過早期的繁榮；而現在，它們的發展已受到它們從前殖民地的阻礙，正象19世紀以後，歐洲的發展受到美國和蘇聯的阻礙一樣；而且，這兩種情形實質上都起於同一原因。
雖然希臘本土經濟衰微，但許多希臘人卻因移居如今向他們開放的中東而致富。他們以冒險精神和先進的商業、金融方法作出許多貢獻。他們發現了波斯王朝積蓄的大量金銀財寶，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廣泛地使用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車、螺絲鑽子和水壓機等技術發明。希臘人還掌握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和國營企業，包括灌溉係統、礦山、采石場、鹽田、“皇田”和製造華美織物和陶器的工場。結果，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地區貿易和生產率獲得相應增長。不過，收入的分配極為不當。雖然投機商利用收益的增長大發其財，但奴隸數目增加，自由勞動者的地位下降。總之，這是一個不僅生產率不斷提高，而且經濟不平等和社會衝突日漸加劇的時期。伊索克拉底寫道：“那些占有財產的人寧可將財產拋入大海，也不願資助窮人。那往最貧窮的人不滿足於奪取富人的財產，而要剝奪他們的全部財富。”
希臘化時代的普通人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衝擊。隨著許許多多的人被逐出傳統的環境，他們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過去，在舊城郊，生活比較簡單。法律、道德、宗教和義務全有明確規定，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無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臘化城市常因種族、文化以及階級的分裂而陷於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後。統治者采用諸如救世主和保護人一類的稱號，努力培養個人效忠的神秘氣氛。但是，這種手段並不能持久地解決問題。每個人都仍然麵臨著麵對當時壓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該如何處世立身的問題。
知識分子的反應傾向於擺脫俗務，由理性轉向神秘主義。這反映在當時頗為風行的傳奇式的冒險活動和烏托邦的文學中。作者們描述理想社會時，描繪的不是希臘多石地麵上的城邦，而是世界盡頭五彩繽紛的仙境。這一時代的小說中，描寫印度洋島上的烏托邦社會的小說特別受歡迎。這些烏托邦社會有幸享有能滿足一切物質需要的天然財富，居住在島上的人過著“簡單而有節製的生活……沒有妒嫉和鬥爭”。這種逃避現實的傾向也反映在當時諸如犬儒主義、懷疑主義、享樂主義和禁欲主義一類哲學中。這些哲學雖然有許多方麵殊為不同，但通常關心的都是追求個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