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重返北京大學，拉開“北大中興”序幕。九一八事變喚起國人和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和血性。
1931年，是民族危機爆發的一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嚴刑峻法，嚴加控製言論。7月，新月書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幾百冊《新月》被抄沒。王造時登上書生論政舞台，在《新月》發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暢淋漓，譏諷當局，是《新月》論政時代結束前最為響亮的鳴鏑。
胡適重返北京大學，選聘丁文江、徐誌摩、錢穆、李四光等著名學者到北大執教，一時間，北大人才雲蒸霞蔚，社會各界謂之“北大中興”。
九一八事變喚醒了國人的愛國熱情和血性。胡適等知識分子在關乎國家存亡的曆史關頭，以一腔愛國熱忱投入這場民族自衛戰爭。
此時的周作人是以大時代弄潮兒的身份登上曆史舞台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時說，當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誌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度為宜”。其散文中溫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漸漸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歸》《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論詩學門徑》《論中國詩的出路》。沈從文《論朱湘的詩》《論劉半農的〈揚鞭集〉》《論中國的創作小說》等論文發表，創作小說《夜漁》《三三》《虎雛》《黔小景》等。胡適發表評論《評〈夢家詩集〉》《以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論牟子〈思想論〉》《辨偽舉例——蒲鬆齡的生年考》《〈醒世姻緣傳〉考證》等，出版《淮南王書》。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掛”——胡適重返北京大學
1930年11月30日，胡適在北方凜冽的寒風中，抵達北平，卜居後門內米糧庫四號。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遷居上海，已過三年半。其間，胡適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為董事會董事，胡適北上參加了北平協和醫學院校董事會議。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啟超，不料他趕到時，梁氏剛剛病故幾個小時，他悲痛中參加其大殮。後又去北京大學舊地重遊，感觸良多，賦詩《三年不見他》感懷：
三年不見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見他，
這久冷的心又發狂了。
我終夜不成眠，
縈想著他的愁、病、衰老。
剛閉上了一雙倦眼，
又隻見他莊嚴曼妙。
我歡喜醒來，
眼裏還噙著兩滴歡喜的淚，
我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掛！”
1930年6月和10月，胡適受邀到北平演講與參加學術活動，同時也為來北平尋租新房。胡適在日記中說，他每次演講都是人滿為患，一次到協和醫學校用英文演講，聽眾仍將會場擠得滿滿的。通常，關於哲學之類學術性很強的演說聽眾總是寥寥無幾，然而北平的學術界、教育界，總是熱情地擠進會場，去聽胡適的演講，顯然是對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滿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對社會國家的責任也更重，因為人對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負這許多人的期望呢？”胡適常用“凡執事不敬，未有不敗亡的”這句話自勉、約束、鞭策、砥礪自己，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勇敢無畏地奉獻自己的才智。這句話是在給張學良的信中說的。今天聽來，仍擲地有聲。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為胡適開歡迎會，他的學生傅斯年發表熱情而真誠的歡迎詞，令胡適頗為動容。胡適致答詞曰：“生平抱三個誌願：一，提倡新文學；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國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實行無力’八個字作為我的定論。”
四天後北京大學為他舉行歡迎會，北大代理校長陳大紀、哲學係主任張真如等參加。胡適致答謝詞曰：“我們當前的問題是社會、國家、人生、思想，我們應該注意活的問題，不該專研究過去曆史上死的問題。古代的成功或失敗，僅是我們的指導和教訓。我們應該領導社會思想，研究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
12月17日夜，胡適在北平的米糧庫四號宅第，燈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歡聚於壽宴，賀詩拜壽，在生日蛋糕上點起四十支紅燭，舉杯用英文唱壽誕之歌，為胡適四十大壽祝福。那夜，飄起紛紛揚揚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適到北京大學任教，幾經推辭，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學校長也是他的經年老友蔣夢麟的堅請，受聘為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係主任之職。
胡適到北大後，蔣、胡二人多次圍爐商議，擬就了一個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發展的周密計劃。他們再次打出老校長蔡元培“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略，兼設“校務委員會”取代過去的“校評議會”。改文、法、理三“科”為“三學院”，定周炳琳為法學院院長，劉樹杞為理學院院長。蔣夢麟自唱白臉，負責“辭退舊人”，請胡適唱紅臉，“選聘新人”。胡適如炬慧眼，“選聘”了丁文江、徐誌摩、錢穆、李四光、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著名學者、教授到北大執教。一時間，北大人才雲蒸霞蔚，社會各界謂之為“北大中興”。
胡適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七章），也由新月書店正式出版。胡適身在北平，忙於辦學，仍不忘為自己在上海發動的人權輿論辯護。是年年初，胡適致信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強調“《新月》同人在提倡這種個人簽名負責的言論自由”，“此類負責的言論，無論在任何文明國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發表，不可加以壓迫”。
1930年11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及第八區黨部，將寫文章批評國民黨的羅隆基告到上海警備司令部，指責羅隆基“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羅隆基遂被警備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適多方營救下，羅被保釋。不久，羅又寫《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當局又以“挾忿詆毀”為由，強令光華大學開除羅氏。為此，胡適曾代光華大學校長草擬了一個《上蔣介石呈》，直接向蔣介石解釋其事緣由並為羅隆基鳴冤，“今有一事上陳，即教育部飭令光華大學撤去羅隆基教員職務是也。羅隆基在《新月》雜誌發表言論，意在主張人權，間有批評黨治之語，其措辭容有未當。惟其言論均由個人負責簽名，純粹以公民資格發抒意見”，擬請免職撤換處分，以示包容雲雲。
當時的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極力支持胡適，他以校長的身份，給蔣介石上書，力保羅隆基。但翌年1月，當局還是以“言論謬妄”，強令光華大學辭退羅隆基的教職。羅繼續在上海主編《新月》，依然鋒芒畢露地發表他的書生論政。5月，汪精衛在上海《民報》發表文章說，中國當時有三種思想鼎足而立：共產主義、《新月》派和三民主義。
張壽鏞雖多年在朝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適的一邊。張壽鏞（1875—1945），字伯頌，號泳霓，浙江鄞縣（今寧波）人。乃明末抗擊清兵的英雄張煌言的後裔。張煌言，崇禎時的舉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與錢肅嶽等官吏倡議奉魯王朱以海監國。清兵入浙東，軍敗又隨魯王逃浙閩沿海，後入據舟山。永曆八年（1654），錢肅嶽率軍北伐。張率軍經寧國、徽州北上。因鄭成功兵敗，深入無援，又返回浙東，居懸嶴島（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張蒼水集》《北征集》等留世。
張壽鏞出身名門，曾在江蘇、浙江等地為官。民國後，曆任浙江、湖北、江蘇、山東四省財政廳廳長。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張壽鏞為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後辭去官職回上海創辦光華大學，親任校長，並兼教授。他雖純為中國傳統文化哺育的學者，卻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華，中西合璧，辦學有成。但他對中國文化最突出的貢獻，是窮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編輯、出版了《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搜集了鄞縣曆代文化散佚的文獻一百七十八種，極具文獻價值，堪稱文化瑰寶。藏於寧波天一閣。
兩天後，即1931年1月17日，陳布雷回信給胡適稱，“此事部中既決定，當不能變更”，並表示願意與胡適等人建立“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胡適立即從北平再致信陳布雷：“鄙意‘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建築在互相認識之上。”並托井羊先生帶上《新月》兩份，分別送給陳布雷和蔣介石，希望二人瀏覽這幾期《新月》的言論。胡適還在信中表示，他們看過之後，“該‘沒收焚毀’（國民黨中宣部密令中語），或該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單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來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心服的”。
這信，一如胡適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論義正詞嚴、理直氣壯、毫無顧忌，文章筆勢酣暢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適自己被政治衝撞得鼻青臉腫、鮮血淋漓，卻一直對蔣介石尚存幻想。
北京大學新學期開始，胡適開講“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綻放時，他收到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做工的吳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自己正在作《胡應麟年譜》的情況。胡適對胡應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這方麵的文章。見信中吳晗尋出吳之器為胡應麟所作的傳，推斷出“胡氏的卒年是在萬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歲”，與自己推斷相關甚微，甚是高興。他在給吳晗的信中說：“我記得你，並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應麟年譜》，我聽了很高興。”但指出“你信上在萬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錯。不知何以有此誤。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後，胡適誇年輕的明史研究者吳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寫定時我很想看看”，並邀請他“星期有暇請來談。羅爾綱君住我家中”。
胡應麟，字元瑞，號石羊生。浙江蘭溪人，與胡適同鄉。萬曆中舉，屢試進士不第，築室山中，收藏圖書四萬餘卷，從事著述。其幼能詩，承建安七子詩風而有變化，著有《少室山房類稿》《詩藪》，很有學術價值。
四個月後，吳晗再次寫信給胡適，告之蔣廷黻先生勸自己研究明史。胡適致信吳晗說：“蔣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信中說，“秦漢時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學所能整理”，“晚代曆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為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以訓練方法”。
信中還以自己多年治學經驗，從五個方麵解答了吳晗所提的幾個問題，並將有關學者謝國楨、孟森及其著作介紹給吳晗。最後告誡：“請你記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隻是要你訓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你不要誤會蔣先生勸告的意思。”
其實，二十幾天前，胡適為了安排吳晗的學習及工作，已給兩位老朋友翁文灝、張子高寫信，向他們推薦吳晗。信中說：“清華今年取了的轉學生之中，有一個吳春晗，是中國公學轉來的。他是一個很有成績的學生，中國舊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幾種研究，都很可觀，今年他在燕大圖書館做工，自己編成《胡應麟年譜》一部，功力判斷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工作的機會。所以我寫這信懇求兩兄特別留意此人，給他一個工讀的機會，他若沒有工作的機會，就不能入學了。我勸他決定入學，並許他代求兩兄幫忙。此事倘蒙兩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盡。”胡適還建議請清華的教授讀吳晗的《胡應麟年譜》，“也許他們用得著這樣的人作‘助手’”。並附上《胡應麟年譜》。
胡適對吳晗無私的關心和指導，使他受益終身。幾年後，吳晗成為一位頗有成就的明史學者。
成為明史專家的吳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學者從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長，是大肆拆毀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吳晗因京劇劇本《海瑞罷官》、雜文《燕山夜話》等，與鄧拓、廖沫沙同時獲罪，死於非命。
1980年，台灣《傳記文學》第三十七卷第二期，發表了湯晏的文章《從胡適與吳晗來往函件中看他們的師生關係》。確定了師生關係，又有什麼意義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在全國開展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吳晗對恩師胡適照樣是口誅筆伐，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體悲劇。
是年，胡適還曾複信聞一多、梁實秋，有意牽頭《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工作。可惜，種種原因，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實秋一人窮畢生心血，獨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亞全集》。
在北大教學和著述半年後，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適應丁文江夫婦之邀，帶兒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丁文江，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1921年與胡適同辦《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滬商埠總辦。5月，他在上海各團體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其中有“鄙人為一書呆子，一個大傻子，決不以做官而改變其麵目”等語。1926年7月，魯迅曾在《馬上支日記》一文中，一口氣批評了陳源、胡適、牛榮聲、劉海粟等一幹人，其中有丁文江。魯迅於1931年12月寫的文章《知難行難》中，針對《申報》一則電文，“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奉蔣如，對大局有所垂詢……”，再次對丁、胡進行嘲諷。
丁、胡住在北戴河蓮蓬山一座別墅裏。胡適登上可俯瞰樂亭的碣石山，眼含熱淚，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釗。1930年，《胡適文存》三集出版（亞東圖書館），扉頁上題簽“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
1931年8月17日，胡適攜兒子祖望與丁文江夫婦，告別海浪沙灘，回到北平。初秋，9月14日，北京大學第二學期開學。
四天以後，發生了令中外震驚的九一八事變。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按早就策劃好的陰謀，由獨立守備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隊引爆埋在南滿鐵路上的炸藥，將鐵路炸斷，卻造謠指責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然後在僅僅一周之內，兩萬多日寇在中國東北的廣闊地域上，幾乎兵不血刃，相繼占領了遼寧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標誌性事件，自這日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兩國處於戰爭狀態長達十四年之久。
在此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眾多相關曆史陳述，皆言國民黨政府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事實並非如此。作家王樹增在其長篇報告文學《抗日戰爭》中說：“1990年耄耋之年的張學良對采訪他的記者說：‘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按照張學良的說法，“日本要來挑釁，想借挑釁來擴大雙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衝突就不會擴大，日本也就找不到動武的借口”，而中央“政府給的回答不外乎是兩句話，就是你妥善辦理，相應處置”。
張學良後來以發動西安事變而聞名史冊，他的話，應該是可信的。
九一八事變，喚醒了國人的愛國熱情和血性。原本平靜教書治學的生活，已弭平胡適因批評國民黨專製帶來的傷痕，寂靜的書齋也消退了胡適在上海的政治熱情。盡管治學和教學的環境深受影響，而心誌有些遺憾，但在關乎國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曆史關頭，他的一腔愛國熱忱，又在他身上洶湧澎湃。
“隱逸態度為宜”——周作人躲進“苦雨齋”
1931年年初，北平八道灣十一號周宅，在灰蒙蒙的陰雲下，顯得清冷而寂寥。周作人在書齋裏，寫信給汪馥泉，信中說，“我覺得現在各事無可批評，有理說不清，我們隻可‘閉門讀書’，做一點學藝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國十八年的新覺悟也。我覺得現在世界上是反動時代的起頭，低文化的各國多趨於專製，中國恐亦難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誌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度為宜”（《現代中國作家書信》）。
周作人是以大時代的弄潮兒的身份登上曆史舞台的，他高舉“個性解放與自由”的旗幟，扮演了戰士的角色，還曾發表《人的文學》《論黑幕》與《平民文學》等重要的進步文章，胡適稱《人的文學》是“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導言》）。周作人這些文章，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係，是最能顯示五四時期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論。周作人還在1919年的“六三”事件中，站在愛國學生一邊，寫《前門遇馬記》，半是抗議，半是嘲諷，並親自送到李大釗那裏，編進《每周評論》。陳獨秀在東安市場撒革命傳單被警察廳逮捕，周作人以北大代表名義前去探監，設法營救。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殺害，周作人讓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躲在八道灣十一號一個多月。周作人還曾著迷於日本的類似共產主義的“新村”運動，那雖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地，也是周作人自己的“烏托邦”。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是“新村”運動的支持者。進步的周作人，當時的人望是超過其兄魯迅的。
“清黨”以後，周作人躲進寂寞的八道灣，那“苦雨齋”便也蕭寂得如同古寺一般。周作人的“五四時代”漸漸結束。
1930年2月1日，周作人在《致胡適書》（收入《胡適往來書信選》）中發出這樣的感慨：
近六七年在北京，覺得世故漸深，將成“明哲”，一九二九年幾乎全不把筆，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氣，偶爾重讀，不禁憮然……
周作人一生讀書成癖，且以寫作為生命存在方式，“幾乎全不把筆”，雖“自知或者於道更近”，卻是生命的停滯，其間的痛楚，可想而知。
周作人於1929年歲尾，曾提出“閉門讀書論”。實際上是一種逃避。周作人麵對曆史風風雨雨，無可奈何，身處白色恐怖，又選擇“苟全性命於亂世是第一要緊”，焉能有所作為？周作人隻能沉湎於“凡人的悲哀”了。當他從報上讀到胡適以犀利的文鋒，批判國民黨專製，並討還“人權自由”，而受到當局排擠迫害時，看似心靜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對五四運動的旗手老朋友胡適產生深刻的同情。他寫信給胡適說：“‘這個年頭兒’還是小心點好，拉伯雷說得對，‘我自己已經夠熱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勸兄以後別說閑話，而且離開上海，最好的辦法是到北平來……我總覺得兄的工作在於教書做書，也即是對於國家，對於後世的義務。”
盡管周作人的信中，彌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氣，但胡適還是十分感動。他回信說，“至於愛說閑話，愛管閑事，你批評得十分對。受病之源在於一個‘熱’字”，“我對於名利，自信毫無沾戀。但有時總有點看不過，忍不住”。胡適在信中，還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湧，筆手擾”來表“最足寫此心境”。
胡適在信中，對周作人來信中的一句“交淺言深”，頗“有點感觸”。胡適十分動情地說：“生平對君家昆弟，隻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
讀此信，相信讀者會對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產生敬意：兩人既開誠布公彼此人生選擇與政治選擇上的分歧，或公開論戰於報端，或私下通信相勸；同時都遵循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願意誓死捍衛你說這些話的權利”，尊重對方的選擇和言論，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擊。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肅殺的寒風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歲女兒若子，不幸突然凋謝。
對於愛女的夭亡，周作人寫《若子之死》記之：
十六日若子自學校歸，晚嘔吐腹痛，自知是盲腸，而醫生誤診為胃病，次日複診始認為盲腸炎，十八日送往德國醫院割治，已並發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術後痛苦少已，而熱度不減，十九日午後益覺煩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繼以昏囈。注射樟腦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為招來，唯兄豐一留學東京不得相見，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醫生不置。常以兩腕力抱母頸低語曰，“姆媽，我不要死”。然而終於死了。籲！可傷已。
周作人這段文字，不僅寫出愛女夭亡經過，特別是若子臨終時神誌清明，那一切言行，讓人曆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寫出作為父親的周作人肝腸寸斷、如觸腫瘍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從此，已四十一歲、意識到“人過中年”的周作人心緒憂鬱，向執教的女子學院告假，“在家，終日悵悵無所之”。為了祭悼愛女，他在八道灣十一號寓所，設祭棚，請來眾僧人，置道場，放焰口，誦經文。然後素車旌幡，將若子遺體置西直門外廣通寺內，托僧侶誦經。後每逢祭日都誦經悼念，成為慣例。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自稱是唯物主義者，他這麼做，既是撫慰愛女在天國的靈魂，又是借此撫慰自己悲痛欲絕的心靈。更重要的是，他在表達對一切生命的尊重。
接著，在若子逝世後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報》上連續兩天刊登廣告，將若子之死歸罪於德國醫院山本忠孝大夫誤診。這種涉嫌遷怒與報複的心理，有些失態。但誤診乃實情，聯係梁啟超之死、魯迅之死，皆是外國醫生誤診所致，周作人的做法，似又可諒解。筆者有《魯迅之死與梁啟超殞命》一文，刊於2011年11月28日《今晚報》，讀者不妨一閱。
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惡劣，至今未能安心讀書，自思對於死生別無甚迷執，唯親子之情未能恝然。”
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說，“中年是理智的時代”，應“用經驗與理智去觀察人情和物理”。但若子之死，他表現得並非“理智”。人啊，有時很難說清。
1930年5月，裝幀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駱駝草》悄然問世，立刻引起北平學界的關注。不料，剛到6月，左翼作家就在《新晨報》副刊上發表批評文章，譏諷《駱駝草》上的文章，都是文壇“落伍”之流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