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薑文他作為一個演員，確實有身不由己的問題。人家身不由己都盡量少湊熱鬧，相比之下，我這樣的作家反而去下做欄目湊熱門，就有點兒說不過去了。薑文他有這麼一個觀點，就是他做演員的不能天天上電視，雖然名演員有很多機會上電視，但大家如果天天在電視上見到你，太熟了，你再演什麼，大家就不信了，知道這是你，不是電影中的那個角色。他可能是有意回避上電視，特別是一些與電影無關的節目。像我呢，我明白這是一件丟人的事，可還是去，其實不是想避也避不開，不得不去，還是自己俗氣的一麵不能克服。媒體越發達，大家對傳媒的依賴就越大。現在你很容易把一個消息散出去。可是傳媒過分發達，你又要不斷強化這個聲音，就感覺到對大眾傳媒依賴大了。發《看上去很美》的時候，我曾經想就是不見傳媒，你要采訪，書麵把問題提過來，我書麵回答，這樣自己有些把握。因為我正寫新東西，不能者見記者，要不然腦子就亂了，沒法寫下去了。後來我發現繃不住，已經沸沸揚揚了。書也賣得很好了。傳媒找不到你，就更變本加厲地炒這件事。這種時候你就要見傳媒，以正視聽，大眾傳媒的時代就是這樣。一件事大夥兒不知道便不知道了，一旦知道了就要變本加厲。你答應了這個就要答應那個，都是朋友，你還是要做的。其實，就同一件事做幾個采訪，彼此之間有什麼區別？沒有。對於一個小說你隻有一個想法，無非是跟這個朋友說漏了幾句，和那個朋友多說了幾句。實際上是車軲轆話，來來回回地說。其實我當時是有這個信心的，我一句話不說，這書也能賣，傳媒也還是要炒，但最終我繃不住，還是做了。
老俠：你老提到朋友，好像接受采訪是出於朋友的麵子，這種人情債也需要用如此代價去還嗎？中國的許多事說不透就是因為人情，礙於人情麵子，不喜歡的東西要裝出喜歡，不想做的事要硬著頭皮去做。人情到底是個什麼，能讓人如此屈尊就駕，愣用個人的時間和尊嚴去遷就人情。文化圈中的相互捧臭腳大多出於所謂人情。但一涉及到實質性利益，中國人是最人講人情的。我倒覺得，你說的人情是一種借口和托辭。一個人哪會有那麼多朋友？
王朔：混了個臉熟就算是朋友了。其實傳媒的記者與公眾人物之間的所謂友情，不能說絕對沒有朋友的關係，但大多數是相互利用。可能你說得對，還是自己先繃不住了，才會接受一些不三不四的傳媒。
老俠：那你覺得你這種公眾角色，到處炒作，沸沸揚揚，人管你有沒有看到聽到，和你作為一個作家的個人，兩者之間到底有什麼判別？實質性的東西是什麼？公眾中的形象與你本身是合二而一。還是完全不同，抑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王朔：實質性的東西也不敢說。我覺得寫小說和寫電影、電視劇的時候不一樣，現在寫小說和過去寫小說也不一樣。現在寫小說是自得其樂，給自己看。當然不能說作家可以不要讀含了，說不要讀者那是瞎說，是自欺欺人。不要讀者你還當作家幹什麼？隨便找點兒其他活兒幹，都可以與讀者無關。但我現在寫小說覺得不是為讀者而寫，我可以在寫小說時露怯，我人用保持一種姿態，痞子的姿態也好，張揚的姿態也好，知識人的姿態也好，都不用。寫小說時可以真實一點兒，多愁善感一點兒，癡情一點兒，就是可以猛著點兒發傻發呆。寫小說時人可以變得不那麼做作，因為你隻需要麵對自己，自己對自己負責。我覺得寫小說不是穿尼龍襪，專為給什麼看的。我寫小說是寫自己，所以我覺得不能超過自己去添加點兒什麼。意義這東西像刀子的光芒，刀子在它就有，不能說刀子不在硬造出光芒，不能為意義而意義。或者說我不追求這個。我就先坐下來把這把刀做好就完了，自己滿意就完了，對自己誠實點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