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築城、製作兵器、修路建橋、運糧墾荒、修葺城郭、水利設施以及官員的侍衛、迎送等，一般無訓練、作戰任務。
但是……即便是打雜的，人家也是正兒八經的兵，是要吃糧拿餉的，雖然大多數時候他們拿的餉銀可以看成是勞動收入，但這個部分與他們吃的軍糧確實是從國賦之中支出的。
好了，前麵的“冗官”是大量的官員拿著俸祿不做事（或者是沒事可幹），中間的“冗軍”是大量的軍隊既吃又拿卻沒什麼戰鬥力，更沒有經濟產出，那麼最後造成的結果也就是三大弊中的最大一弊：冗費！
官員的俸祿和軍隊的糧餉自然是以舉國賦稅來供養，官多兵多自然國家需要供應的經費也就愈多，據史所知北宋人口最多時達一萬萬一千兩百餘萬（11275萬人），財政收入最多時達一點六億兩白銀，合算下來差不多是人均一兩五錢白銀的稅賦額度。
而北宋的賦稅來源，大致包括了田民城丁雜、力役，榷買和商稅幾種。
田民城丁雜也即是田賦、民賦、城賦、丁賦和雜稅：田賦指官田土地的地租收入，北宋官田比例不大，地租額和民田租佃相當；田賦是指農民擁有土地，政府每年征收的以兩稅為主要形態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土地稅，按時間分為夏稅和秋稅。
其中夏稅一般征收絲、棉、絲織品，大小麥、錢幣。秋稅收蹈、粟、豆類、草等。按地域征收種類不同。南方夏稅大多折錢交納，兩稅稅率以每畝一鬥為基準。宋代兩稅正額之外還有加耗，加耗名目繁多，正稅一石，加耗數升，另外還有義倉，收正稅的1/10，也是農民要承擔的稅負。
尤為需要重視的是支移，本來兩稅應該在固定地點繳稅，但宋代政府經常強迫納稅人把稅物送到指定地點上交，稱為支移。這樣減少了政府的運輸費用，增加了百姓負擔。
如陝西支移曾規定一二等戶支移三百裏，三四等戶支移二百裏，五等戶支移一百裏，不願意支移的，得支付道裏腳錢。起初稅戶為了節省運費，在原地把稅物換成銅錢帶到支移目的地去交稅，可在路程上還要交過稅（商稅的一種）。道裏腳錢成為定製後，元佑年間，京西路每鬥腳錢高達五十六文，相當於元豐年間的正稅數額，如廣德軍納苗稅一石，貼腳錢三鬥七升。
此外，北宋政府經常按照自己的需要，把應繳納稅物，折換成政府需要之物，稱為折變。
按規定，折變本來應該按照市場平價的，但政府總是壓低納稅人交的稅物價格，抬高折變目的物的價格。老包拯曾經說，淮南兩浙的發運司命令稅戶把小麥按照每鬥九十四文折為現錢交納，比市價高兩倍。大觀二年，京西路將民戶應納的雜錢和鹽錢折成小麥交納，小麥市價每鬥一百二十文，官府按每鬥五十三文折變。
再來便是城賦，城賦也稱經製錢，內容包括權添酒錢，量添賣糟錢，增添田宅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官員的錢糧吃食補襯），樓店務添收三分房錢等。
而丁賦也就是人頭稅，不分主客戶，都要繳納。數額也是各地不同，從一百文到七百文，從米數鬥到一石不等，雖然曆代常有減免，但一直到南宋滅亡，丁錢一直視常態。
最後便是最為可怕的雜稅，北宋繼承了許多唐五代留下的雜稅，如南唐時傳下來的稅苗加三分供軍用，鹽博綢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腳鬥麵等十四種雜稅，北方的蠶鹽錢，以及牛皮，農具，鞋錢，曲引錢等眾多雜稅。仁宗時，對這些雜稅進行了分類合並，隨夏稅交納，同時又增加了許多其他隨夏稅的雜稅。
想必大夥肯定知道孔子過泰山之“苛政猛於虎”的故事，細節也就不提了，總之要說北宋之亡，外在的因素是遼東女真崛起占了八成，那麼內因便是“三冗”，而這一根根壓垮了駱駝的稻草，便顯而易見是上述這些參差不齊、推陳出新的各種雜稅了。
所以，話說從頭，言歸正傳，黃昊便是以自己專精宋史的角度出發，為《宋道》的主角黃傑設計了一套既不超前與宋代，又領先與北宋末年的新稅法，這便是將幾百年後由萬曆能相張居正研究出來的《一條鞭法》，將之改頭換麵，堪過補完，拿到大宋來用。
結果，如今看起來似乎出現了什麼不在計劃之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