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勸阻，又通過現代評論派王星拱和陳西謹幾位舊友把我拉到武漢大學外文係去任教授。這對我是一次慘痛的教訓。意誌不堅定，不但談不上革命，就連爭學術自由或文藝自由，也還是空話。到了一九四二年，由於校內有湘皖兩派之爭，我是皖人而和湘派較友好，王星拱就拉我當教務長來調和內讓。國民黨有個老規矩，學校“長字號”人物都必須參加國民黨，因此我就由反對國民黨轉而靠攏了國民黨，成了蔣介石的“禦用文人”，曾為國民黨的《中央周刊》寫了兩年稿子，後來集成兩本冊子，一是《談文學》，一是《談修養》。
一九四九年冬，我拒絕乘蔣介石派到北京的飛機去台灣，自留在北大。在建國初思想改造階段，我是重點對象。我受到很多教育，特別是在參加了文聯和全國政協之後，經常得到機會到全國各地參觀訪問，拿新中國和舊中國對比，我心悅誠服地認識到社會主義是中國所能走的唯一道路。這就決定了我對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全國性的美學問題討論的態度。
我在四川時期，以重慶為抗戰中基地的全國文聯曾選舉我為理事。解放後不久我在北京恢複了文聯理事的身份。在美學討論開始前，胡喬木、鄧拓、周揚和邵荃麟等同誌就已分別向我打過招呼，說這次美學討論是為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我積極地投人了這場論爭，不隱瞞或回避我過去的美學觀點，也不輕易地接納我認為並不正確的批判。這次美學大辯論是新中國文藝界的一件大事，就全國來說，它大大提高了文藝工作者和一般青年研究美學的興趣和熱情；就我個人來說，它幫助我認識自己過去宣揚的美學觀點大半是片麵唯心的。從此我開始認真鑽研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此，我在年近六十時，還抽暇把俄文學到能勉強閱讀和翻譯的程度。我曾精選幾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摸索，譯文看不懂的就對照四種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準確含義，對中譯文的錯誤或欠妥處作了筆記。同時我也逐漸看到美學在我國的落後狀況，參加美學論爭的人往往並沒有弄通馬克思主義，至於資料的貧乏，對哲學史、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類與美學密切相關的科學，有時甚至缺乏常識，尤其令人驚訝。因此我立誌要多做一些翻譯重要資料的工作。原已譯過克羅齊的《美學原理》，解放後又陸續譯出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愛克曼輯的《歌德談話錄》以及黑格爾的《美學》三卷。此外還有些譯稿或在《文藝理論譯叢》中發表過，或已在“四人幫”時代喪失了。
美學討論從一九五七年進行到一九六二年，全部發表過的文章搜集成六冊《美學問題討論集》；我自己發表的文章還另搜集成一個選本，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大約在一九六二年夏天，黨中央一些領導同誌在高級黨校召集過一次會議，胡喬木同誌就這次美學討論作了總結性的發言，肯定了成績，也指出了今後努力方向。會議還決定派我在高級黨校講了三個月的美學史。前此北大哲學係已成立了美學組，把我從西語係調到哲學係，替美學組訓練一批美學教師，我講的也是西方美學史。一九六二年召開的文科教材會議，決定大專院校文科逐步開設美學課，並指定我編一部《西方美學史》。於是我就在前此講過的粗略講義和資料譯稿的基礎上編出兩卷《西方美學史》，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四人幫”把這部美學史打人冷宮十餘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再版。在再版時，我曾把序論和結論部分作了一些修改。這就是解放後我在美學方麵的主要著作，缺點仍甚多，特別是我當時思想還未解放，不敢評介我過去頗下過一些功夫的尼采和叔本華以及佛洛伊德派變態心理學，因為這幾位在近代發生巨大影響的思想家在我國都戴過“反動”的帽子。“前修未密，後起轉精”，這些遺漏隻有待後起者來填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