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增長的衰退困境，而在這次複興中，以軟件產業為代表的新興企業第一次取代政府成為解決就業和擺脫經濟危機的領導力量。富有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並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國青年。
德魯克的描述是那麼生動，令每一個讀到這裏的人都會將之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類比。的確，我們看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改革動機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來的製度設計，似乎使我們已經與“企業家經濟”漸行漸遠。如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言，“二十多年中國的改革，簡言之，是從等級特權轉向以資產界定權利。這是困難程度極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樣批評，中國的經驗是史無前例的成功案例。”今後，我們需要觀察的是，等級特權是否在已經界定清楚地資產競爭中依然發酵，或者說，某種身份的資產是否擁有優先獲得資源和發展機會的特權。
壟斷的大量存在是國家之恥。世界百年商業文明的曆程證明，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演進過程，就是國有資本日漸自我瓦解的過程。在當今中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公司，都在實行一係列美國化的公司改造，不出意料的話，到2010年之前，中國都將出現亞洲地區最具美國公司特征的公司群體。而在另一方麵，與美國自由經濟製度並不相同的理念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的成長。在公司治理結構上逐漸完成改造的國有公司以前所未有的強悍姿態重新掌控了經濟發展的節奏，這中間的矛盾衝突將以何種方式爆發以及化解，是一個很讓人好奇的課題。
2007年5月，已經78歲的吳敬璉出版《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在“序言”中，他充滿憂患地寫道，“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一路凱歌，經濟改革所采取的從非國有部門入手、由易而難的策略，一方麵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麵又使以雙軌製為特征的尋租環境得以廣泛存在，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得以四處蔓延。”他進而說，“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麵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兩天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世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於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在我看來，克服這種危險的唯一途徑，在於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實推進改革，建設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經濟和政治改革的遲滯，造成了兩方麵的嚴重後果：第一，中國經濟繼續沿著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投入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一路狂奔，引發了一係列社會和經濟問題；第二，設租和尋租活動，以及隨之而來貪汙腐敗、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失範愈演愈烈，這些，都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不滿。”這位當代史上最具有人文氣質和道德勇氣的經濟學家寫道，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講，我們這裏的季節，即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也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也可能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從1991年前後，吳敬璉率先提出“製度大於技術”，到2003年楊小凱警告“後發劣勢”，再到2007年吳敬璉、江平等人對法治市場經濟的再度呼喚，在30年中國改革的後半程，中國的學者一直保持著對製度滯後的警惕與批判。如何建設一個健康、和諧、公平的商業國家，這將是2008年之後中國商業變革的最大命題。我們已經找到迷宮的出口了嗎？
印度聖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變世界，先要改變我自己。”這對成長中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有特別的意義。
從宏觀調控和企業發展的角度來看，2008奧運會是展示國力和刺激內需的一個絕好機會，國民消費的信心和衝動將得到極大的提升，而在之後的兩年裏，中國還將迎來建國60周年大慶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這是一條充滿了無盡想象空間的繁華路徑。現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可能被打斷。
不過，在這樣的商業隆起中，我們做好了承受極大財富爆炸的心理和道德準備了嗎？我們會不會陷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學者奈保爾所描述過的“自我崇拜的熱焰”呢？我們學會扮演了一個大國的角色了嗎？世界性的光榮與同樣龐大的危機，似乎一對孿生兄弟般潛伏在中國企業家前行的遠方。對一個遼闊而莫測的未來世界，臨事而懼，保持必要的敬畏，不是一種怯弱，而恰恰是一種成熟的修養。
時光對每一個人、沒一個時代而言，都具有同樣的意義。昨日的叛逆，會漸漸演變成今日的正統，繼而又“供養”成明日經典。所不同的是，點燃的光芒將漸漸燒成灰燼，人們則越來越少追究光芒被點燃的起源。R·G·柯林伍德在《曆史的觀念》中寫道：“時間把世界放置在一頭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們不再追問支撐大象的東西是什麼。”他又說，“我們可能走得太遠了，以至於忘記了當初之所以出發的目的。”我們也許真的應該在30年的門檻上重溫當年出發的目的：這個國家要實現複興，這個民族要擺脫貧困，這塊土地要重回全球化的環抱，這裏的每一個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普世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