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段日子裏，人們讀《兩地書》，以為這也就是魯迅與景宋通信的原信，隻不過像魯迅在“序言”所說，“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於我們的信裏，於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麼‘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尤其是北京部分的通信，多有“(其間當有缺失，約二三封)”，“(前缺)”，“(此間缺廣平二十八日信一封)”一類說明，更增加《兩地書》就是原信原貌的感覺。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海嬰上書毛澤東主席，表示“迫切希望在您的支持下，一部收入現存全部書信，認真按手稿校訂過的新的魯迅書信集，能夠早日出版”並建議“將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魯迅博物館重新劃歸文物局領導，在該館增設魯迅研究室，調集對魯迅研究有相當基礎的必要人員，並請一些對魯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誌作顧問，除和出版局共同負責魯迅全集的注釋外，專門負責魯迅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工作，爭取在一九八一年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時能把上述幾種書(即全集注釋本、年譜、傳記)以及全部魯迅手稿影印本出齊”。十一月一日毛主席批示：“我讚成周海嬰同誌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魯迅研究室立即成立起來了。當魯迅手稿小組編輯魯迅書信手稿的時候，才知魯迅與景宋的通信完好地保存著。一校讀，才發現魯迅與景宋在編輯《兩地書》的時候，對原信作了大量的，重要的增，刪，修改，遠不像“序言”所說的“我們便略照年月，將他編了起來”。從這一意義來說，是有相當重要的重新創作的成分在內的。因此，在研究室蕩漾著最初的驚喜交加的氣氛。當時還知道魯迅用工筆楷書在規整的宣紙上手寫了一部《兩地書》。那鄭重的紀念意義是可想而知的。由於沒有列入影印出版的規劃，又是一級文物，據見過的顧問說，與《兩地書》一樣，隻少許字略有差異，沒有人仔細校讀。一九九六年，周海嬰根據母親生前的談話，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魯迅手書《兩地書》和父母通信的原信，題為《兩地書真跡》。在編輯的過程中才發現魯迅手書《兩地書》，與鉛印出版的《兩地書》竟又有不小的差異。第一，手書本的人名，一如原信，一個也沒有“改掉”，顧頡剛就是顧頡剛，並不改作“朱山根”。“黃堅(江西人)”，也不刪改作“白果”，這樣不顧“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可見是作為傳家的藏本，並不像鉛印本那樣作公開發行用的。有一個人名，由手書本可以推斷排印本初版以及此後各版一個誤植，即第一百十二信中的衣萍，排印本前文作“亥”倩，後文作“玄”倩，似乎是兩個人，其實不是，這顯然是“亥”“玄”字形相似而誤植了。第二，初版本大量刪除了景宋原信中敘述廣州國民黨敵視共產黨、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的鬥爭以及學生內部派係鬥爭的語詞和段落，手書本都有所保留，自然，文字也還是作了一些修飾。如第七十二信第三段敘學校風潮，手書本有“因為中大停辦改組後，樹的派的大本營已被鏟除，所以我校中把持學生會的這派分子，也有孤城落日(原信是“實在命在垂危，無多大力量”)之勢”的話，又如第九十七信第二段敘學校的“事”，手書本明白寫出是“學生會改選，結果還是舊派學生占多數，則學校前途，可想而知。”(原信作“學校學生會改選，那革新學生的會也同時取消，選舉結果，仍然是反動派占多數，將來還是把持學生會，向學校對抗”。)第三，手書本對孫伏園無論魯迅的信還是景宋的信，都直呼其名，和原信一樣，而初版本中，景宋的信在伏園名下大都加“先生”或“老”字，以示尊敬，這也可見魯迅與景宋細心的地方。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景宋也是魯迅的學生，在私信中景宋不妨隻寫名字；公開發表，畢竟自己年紀小一些，孫走上社會工作早，地位也比自己高，用尊稱更顯人情，更有禮貌。第四，最多的，是標點符號不盡相同。由此可見，手書本可以說是一個獨立的版本：在增，刪，修改方麵，它接近於初版本，反映出魯迅與景宋在公開兩人通信時的種種考慮；在“留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曆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方麵，卻又接近於原信，比初版本有更多更深的實情。現浙江文藝出版以魯迅手書本作底本而校以初版本的《兩地書》，實是兩全其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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