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院的楊越博士和幾個年輕的科研人員，在已經是耄耋之年的王院士帶領下，經過五年的刻苦攻關，承擔的新型催化劑結構設計及工業應用研究項目，獲得了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
張智得知王院士帶領楊越獲得科技大獎的消息後，心裏五味雜陳，既羨慕楊越，又替自己感到惋惜。
這個獎難道不應該是自己的嗎？
如果自己沒有離開曙光院，那無論從那個方麵來講，這個項目都是要由他張智來承擔的，那這個大獎自然也是他獲得的。如果拿到了這個獎，自己的科研事業將是一次多麼大的飛躍。
可是現在，這個獎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還得知，獲得這個大獎不久，楊越就被任命為曙光院迄今最年輕的一任總工程師。
張智還在曙光院的時候，楊越盡管是曙光院唯一的一個博士，但在張智眼裏，楊越是那麼的不起眼，現在，楊越卻比自己更早地躍上了事業發展的更高平台。
這個平台，原本自己也是可以跨上去的，但是，他卻放棄了。
他當時之所以放棄，是他覺得自己的堅守，不足以戰勝那些在他眼裏都是混仕途的人，那些拿科研做跳板的人，是他覺得自己應該還有更好的發展平台。
然而，楊越的堅守卻迎來了曙光。
張智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退卻、當初的選擇、當初的努力，方向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是錯的。
他現在跟曙光院已經沒有了太多的交集，他幾乎也想不起還有誰可以讓他敞開心扉來談自己的感受。
已經離開那個他曾經格外熟悉的科研一線好多年了，他現在特別想了解王院士帶領楊越進行這個項目研究的整個經過。
為此，他再次關心起西城當地的媒體。
西城日報的一組采訪王院士的報道吸引了他，而這組報道恰好是連續刊登在朱墨負責編輯的版麵上。
這讓他聯想到了朱墨曾經對他說過的話。
那時，他在曙光院同樣正處於人生的一段低穀之中，身邊的幾個早早脫離了科研一線的大頭頭小頭頭們，掌握著基層科研人員申報項目的審批、經費劃撥，等等。
張智覺得自己的精力一大半都花在了和這些人的周旋上，讓他不堪其擾。
社會上這時也出現一種現象，許多科研人員開始選擇“學而優則仕”這條路，很多本可以堅守在科研一線攻堅拔寨做出更優秀成果的科研人員，開始漸漸遠離科研。
也就是那個時候，張智萌生了離開曙光院的念頭。
“我不是無腦的樂觀主義者，但是我相信事在人為，天道不虧。你完全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想搞科研。”朱墨想寬張智的心。
“大大小小每個項目的申報和成果，背後的經濟利益、精神榮譽，它就是絕大多數科研人員為之奮鬥的強大動力，不正視這個問題，就是腦子有問題。”張智覺得朱墨的話很幼稚，就反過來開導朱墨。
“你就拋開這一切試試。當年，人家王院士那些老一輩科研人員，如果腦子裏裝的都是這些東西的話，絕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科研成就。”朱墨說。
“王院士？有幾個人能成為王院士。”張智鼻子裏哼著說。
“你說的這些我可以理解。這種情況哪個行業都存在。這和我們報社每年申報新聞獎是一樣的。在選送作品署名的時候，明明是編輯記者們辛辛苦苦采訪寫作和編輯的作品，評獎的時候，卻要‘讓領導先上’，然後依據職位高低，領導們一個一個占據了作品主要完成人的關鍵位置。”朱墨用自己最了解的例子，試圖繼續說明她理解張智的苦惱。
“對呀。不就是這種情況嗎。當然，我也承認這個世界上存在理想主義者，他們安貧樂道，不計回報，視名利如浮雲，兢兢業業，一心科研。但是，現在的環境你說我做得到嗎？”
“我還是覺得你太偏激。你像我們，心裏都清楚，一件參評作品的署名決定不了大家對一個編輯、記者工作能力的評判，所以，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
“好，我也給你舉個例子。”
張智接著說：“大學的時候，我們學習歐洲近代科技史，很多著名的科學家，會圍繞某個理論、某項發明搞得反目成仇，爭得頭破血流。比如，微積分發明權的爭奪戰，再比如持續了二十多年的乙醚麻醉發明權的爭奪。這種爭奪是沒有溫情的，但是，正是這種是非之戰、名利之戰，才推動了整個世界科技的進步，才讓歐美發達國家有了一整套保護創新的科研體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