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吳：信息論和控製論對傳播學的貢獻：香農的信息論與傳播學（物質——能量形式、圖解方式、離散信息）、威納的控製論與傳播學（連續信息）。
傳播學的兩大主要流派：傳播學的經驗學派（經驗事實）——經驗性方法的意義及其局限性、美國的經驗學派（實用主義、多餘主義）以及經驗學派的主要研究成果；傳播學的批判學派——批判學派（批判資本主義）的由來及其立場、主要流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和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
“培養”理論的起源於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後期，美國政府成立的一個“暴力起因與防範委員會”，格伯納在該委員會的支持和讚助下開始的。“培養分析”最初的著眼點：一是分析電視畫麵上的凶殺和暴力與社會犯罪之間的關係，二是考察這些內容對人們的認識社會現實的影響。電視媒介接觸量越大的人，這種社會不安全感越強。格伯納等人通過電視接觸量與對環境危險程度的判斷調查分析，認為大眾傳媒提示的“象征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著巨大影響，由於大眾傳媒的某些傾向性，人們在心目中描繪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正在出現很大的偏離。
有“共識”才能實現協調，傳統社會，教育和宗教來承擔，在現代媒介社會則是大眾傳播來承擔。大眾傳播不僅是現代社會的“故事講解員”，而且是緩和社會各異質部分的矛盾與衝突的“熔爐”以及維護現存製度的“文化武器”。“培養”理論是“文化指標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包括“製度分析”、“訊息係統分析”和“培養分析”。
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蒂奇諾等人認為知識鴻溝擴大的原因有：傳播技能上的差異、已有知識儲存量的差異、社會範圍的差異和信息的選擇性接觸、理解和記憶的因素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Ｊ．Ｓ．艾蒂瑪和Ｆ．Ｇ．克萊因１９７７年提出的“上限效果”，指出個人對特定知識的追求並不是無止境的，達到某一“上限”後，知識量的增加就會減速乃至停止下來。
Ｎ．卡茲曼在１９７４年提出了“信息溝”理論，其主要觀點包括：新傳播技術的采用將帶來整個社會的信息流通量和信息接觸量的增大；新技術的采用所帶來的利益並非對所有社會成員都是均等的；與人的能力相比，電腦等機器的信息處理和積蓄能力要強大的多；“老溝”未能填平，“新溝”又出現。“知溝”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有：新媒介的普及過程研究、區域開發與社會發展研究、媒介素養研究。
“議程設置功能”探討的是大眾傳播的效果和影響問題，最早見於美國傳播學家Ｍ．Ｅ．麥庫姆斯和Ｄ．Ｌ．肖於１９７２年發表的論文——《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他們通過研究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方式，影響著人門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麥奎爾和Ｓ．溫達爾關於“議程設置功能”假說的示意圖進一步佐證了前者的看法。“議程設置功能”理論相比於曆來的效果研究，它著眼於傳播效果認知、態度和行動三個層麵中的認知層麵；它所考察的是作為整體的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一係列報道活動所產生的中長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而且它暗示了傳播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
隨著各學者對“議程設置功能”理論的研究，它不斷趨於細致化和明確化——確認媒介議程和受眾議程之間的因果關係、“議程設置功能”的作用機製趨於明確化、對“議題”不同類型進行較深入的研究、分析不同媒體“議程設置”的不同特點、對“屬性議程設置”的概念的關注、一些研究從受眾角度考察媒介議程設置效果產生的原因和條件。
傳播媒介的“議程設置”存在著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力學關係，具體來說就是傳播媒介和占統治地位的信息源之間的關係。“議程設置”研究與我國的輿論導向研究之間也有一定的理論接點。它的不足在於沒有涉及反映社會議題的一麵，且麵臨著網絡傳播迅速發展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