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臆想者，亦是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患者。
——引子
夢是有意識看無意識的一扇窗子。
弗洛伊德曾在《夢的解析》一書中提到過，夢是潛意識欲望的滿足，人在清醒的狀態中可以有效地壓抑潛意識，使那些違背道德習俗的欲望不能為所欲為。
滿不滿足我不知道，但我起碼能夠確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我比很多人都要幸福，這是我跟身邊的親朋好友交談過幾次之後得出的結論，因為他們沒一個人會能夠像我一樣控製住自己的夢。
我對夢的控製，在於當我入睡前我設定好的人物場景甚至構想發生的事件都能準確無誤的載入到當日的夢中。我可以是一個江洋大盜，也可以是一個市場擺攤賣油餅的小販，甚至可以是華夏曆史文明之中的大帝。隻要我願意，所有的設定都會在夢裏變成“現實”。即使當我意識到我隻是身處在夢境中時，我依舊可以控製夢境的發展並自主決定到底要不要醒來。
二十多年以來，即使我是個無神論者，是個強無神論者，我卻也會偷偷把這種能力當作是一種神力，換句話而言，我甚至覺得我自己可能是神。我享受著我做為“神”的快樂，直到有一天，這種快樂被打斷了。
入夜，在結束了一天的忙碌以後，我躺在床上開始構思“劇本”，刎頸之交卻因兩國交戰成為仇人，這或許不錯，我慢慢閉上眼，臆想自己躺在一張黑色矮床上，四周漆黑一片，不分左右，不辨上下，然後這床，就這樣逐漸加速旋轉起來……
德川義滿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地質學專業在讀學生，這次來中國是為了參加中日勘探學術交流會。會上達成了諸多合作協議，他因此參加了中日聯合勘探隊，而他們勘探作業的地方就離我所生活的鎮子不遠。
勘探隊除去作業要入鄉上山，大部分時間都是待在鎮子裏。鎮上有且僅有的一家茶館，就在我家附近，很難想象如今都21世紀了，而小鎮的居民平日裏的娛樂方式仍舊是三三兩兩選擇到茶館裏來，男人們泡著菊花茶磕著瓜子花生摸麻將或是鬥上一回“拖拉機”，女人們一邊絮叨拿各家孩子進行比較，一邊杠牌說加番了。德川義滿一直給人的感覺都是安靜和禮貌的，他同隊裏其他的日本人不一樣，勘探隊裏其他的日本人閑暇之餘都是湊到一起在駐紮的旅館裏喝著小酒，哼著慢歌謠，而他總是選擇一個人到茶館裏來，挑著角落的位置坐上，再點上幾盤花生開上一杯四特酒，就坐在那裏吃著喝著看著茶館櫃台牆上電視放的節目。
他有時候這樣一坐就會是一下午。
茶館裏每到了下午四五點總是最熱鬧，總有幾個茶館裏打牌的人的孩子們放了學就嘰嘰喳喳的往茶館裏跑，到了茶館把書包一丟，拿著父母的手機聚在一起打遊戲。做父母的倒是想管下這群小崽子，但奈何眼上正在牌局裏耍的火熱，生怕一分神就點了張炮，哪來的功夫去督促小崽子寫作業。這時候德川義滿就成了最合適的人選，鎮子裏的人興許沒幾個大文化人，但是都有辨別誰是大文化人的眼力見。他們知道德川義滿是勘探隊的，能做勘探隊那不都得是文化人。於是每到了孩子們放學的時候，隻要德川義滿在茶館裏，大人們都讓自己的崽子們去他桌旁寫作業，他們絲毫不覺得喊個外國人教自己的孩子學習自己的語言會有點奇怪。而德川義滿也並不拒絕，每碰到這個時候還都會多喊上兩碟濕瓜子，然後耐著性子陪著這群孩子。
時間久了，人們都與他熟絡了，總覺得他名字拗口難記，叫起來別扭，還不如給他起個外號來的自然，想來想去，麵對日本人他們似乎想不到別的詞了，哪怕抗日戰爭已經過去了七十多年，叫的順口的好像就是“鬼子”。大人們總喊他“德川鬼子”，小孩卻總學著電視裏的叫法喊他“巴嘎牙路”。他聽到這些叫法也並不生氣，總是微笑著對喊他的人點點頭。他永遠都是那麼和氣的樣子。
我從來不這樣喊德川義滿，也不叫他名字，細想起來我從來沒有稱呼過他。
我們的關係極好，他一個學地質的人卻對集郵有著濃厚的興趣，而我在我父親的熏陶下也對郵票頗為了解。我第一次邀請他去我家鑒賞我的兩本郵冊，他卻對書架上的地質書籍感到很驚訝，我告訴他我父親讀大學學的也是地質勘探專業，隻是後來轉行學的醫藥。他這種吃驚的表情令我很滿意，我一高興便同意了他想借這些書籍回去看看的要求。
我得空的日子裏也開始往茶館跑，找到角落裏的德川嘮上一嘮，聽他說日本的風俗趣聞，我也時不時插上兩句糾正他中文的發音啊，他的博聞見識讓我覺得奇怪，為什麼他一個日本人連我們小鎮的方言都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