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大順在漕工、鹽改、西江航運、武夷茶腳夫之類的事上，其所作所為，算得上是封建王朝的中上水平，總歸就是挺操蛋的。
但在黃河這件事上，確實算得上是封建王朝的天花板了、甚至有點破了天花板的意思了。畢竟，不是封建王朝的王朝，也扒黃河、屠贛閩、拿漢口做燃燒轟炸的實驗數據、建議外夷往本國城市扔原子彈。
但畢竟封建王朝也就這樣了，就算是天花板，也就那麼回事。
朝廷根本出不起那麼多的錢。
或者說，大順百姓承擔的賦稅和壓迫，並不是那點紙麵數字。
大明也好、大順也罷，隻看朝廷的紙麵數據，確實稅率不高。但哪怕後世，三五提留統籌的時候，名義上的“正稅”也不高。封建王朝更不用提，自耕農以下，徭役、國課、地方攤派、修堤、漕運出工、高息高利貸、商人控製發鈔權搞銅錢和白銀兌換彙率、無能的官方調控無法平糶商人階層在秋收季節壓低糧價……等等、等等，這些都是負擔。
理論上，如果說真有“完美狀態”下的“募役法”，修堤什麼的，便是富人出錢、窮人出力，似也可以。
但，理論是理論，現實是現實。王安石的諸多改革，理論上都挺好，但就不說這個募役法，就是那青苗法，後世都無法解決小農貸款抵押物、以及小農的極高破產幾率無法償還、國營資本不肯下鄉不願下鄉的問題。朝鮮國現在搞得變種青苗法，愣生生已經搞成了一種國營高利貸的還穀製。
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組織力問題，是難以解決的。而精神力量，更是不可能在封建王朝出現。
於是到頭來，黃河問題，即便大順的做法已經穿破了封建王朝的天花板，但整個過程依舊是依靠極致的壓迫來完成的。
從財政的角度上來講，大順能這樣解決這件事，源於大順的關稅和工商稅增加了、也源於大順在北美“憑空得到了”上億畝的平原耕地——這個上億畝，並不是誇張的修辭方法，實際上說十億畝、二十億畝，才算是略微有那麼一點修辭。
如此，才能壓得住實學的激進派，在不動內部、不在內部搞大變革、均田仁政的情況下，用一種類似和稀泥的折中手段來做成這件事。
黃河的問題，是黃河問題。
民族空間的遷徙，是民族空間的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劉鈺在北美的布局，已經為民族贏得了至少五十年的窗口期。
靠著金礦，其實不那麼急的話，慢慢悠悠、自行前往、略加幹涉、自然生聚等等，五十年後依舊可以拿到人口優勢。
但，這對此時活著的人，無甚意義。
所以，黃河問題才難解決，才不好解決。
關鍵就是清理出從開封到利津這上千裏、十幾裏寬的無人區。
把無人區搞出來後，挖坑、挖河、修堤什麼的，雖然難，但可快可慢，不學隋煬帝非要幹大事的話，慢慢來，借助大清河或者小清河原本的河道，問題也不大。
好在，應該說，要感謝順承明製，以及朝廷那種“君子遠庖廚”的態度，使得對底層百姓的壓榨一點不輕。
這種壓榨，降低了百姓的閾值期待。
劉鈺靠著分化法，將富裕地主強製遷徙到關東、讓自耕農階級躍遷、讓貧下農獲得土地生產資料的方式，總算堪堪穩住了局麵。
如果之前的基層沒有壓榨的那麼狠，維倫德裏此時看到的，便不是一張張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樸實臉龐了。
總歸，這件事，對將來也是有好處的。
真要是走所謂民族的空間的路線，靠自由遷徙、金礦吸引什麼的。說真的，歐洲才玩了幾年私有製？才玩了幾年私人鑄錢鄧通手段？才玩了幾年豪強藩鎮？真要是走這條線，而不是劉鈺借勢而行，西海岸要比東海岸還要魔幻，甚至要魔幻的多。
豪強、地主、先來者、土客矛盾、屯地、鄔堡、部曲、金礦私有……
不用看別的地方，看曆史上南洋的那些事，便能略知一二了。
比如賣大米的天地會為了壟斷糧食價格和金礦主血戰。
比如邦加錫礦自己發行“內部消費券”的劣質鉛錢確保每一個勞工不可能賺到錢回家的封建賽博朋克公司風。
比如澳門在大明尚未亡的情況下，組織勝利大遊行，華人慶祝“祖國”從西班牙的聯統中脫離。
比如拿荷蘭人的華人禁令嚇唬同胞，敢不幹活敢鬧事就通報荷蘭抓走去做苦工服勞役的神奇操作。
等等、等等，如果劉鈺不是借黃河這件事來順帶解決北美問題，而是把基礎打下就不管了，那麼西海岸日後發生的事，要比曆史上南洋的事，魔幻百倍不止。
至於現在，借著黃河這件事，劉鈺也終於插手了朝廷其實最沒興趣的北美西海岸，在這裏建立了秩序。
但其過程，終究還是殘酷的。
王龍兄弟等自耕農，已經遷過來五年了。
而這一批給他們做雇工的，才遷來不久。
別看現在他們心懷希望、觸摸著似乎觸手可得的土地。
但之前在大順的時候，被壓榨的也是夠狠的，幾乎算是極限壓榨了，就卡在“莫道石人一隻眼”的邊緣。
靠著扶桑有土地的畫餅，這批人修黃河、挖堤壩，幾乎是沒有錢拿的。吃的倒是管夠，高粱米，鹹菜疙瘩，但錢之一物幾乎沒怎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