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階級上的鬥爭，卻披了一件親英、反英的外套。這極大地影響了北美人民的覺醒，使得真正的矛盾被掩蓋了——這個語境中的覺醒，和北美此時定義的“第一次大覺醒”的覺醒，並不是一個意思。
現在，劉鈺要促成的，就是把“反英”這個外皮拿掉，把真正殘酷而真實的東西，去掉那些抽象，展現給之後的北美人民來看。
很多問題，是不是脫離了英國就一定能解決？
是不是脫離了英國，就不用交稅了？
是不是脫離了英國，換上“自己人”，就能解決西部邊疆問題了？
這兩個當時反英的最大矛盾激化點，在後世看來，一個都沒解決了。
北美分離之後，就不必交稅了？顯然，這是個笑話。
換上“自己人”就能解決西部邊疆問題了？顯然，這也是個笑話，因為83年《巴黎條約》簽訂正式建國，90年北美政府自己就發現西部邊疆問題是個財政黑洞，自己也出台了他們當初極力反對的《1763王家西部法案》。
那麼，如何促進北美人民的真正覺醒，而不是被所謂的宗教覺醒弄得五迷三道呢？
簡單，拉著眼下這群反動派、奴隸販子，真的把北美議會建起來，把矛盾壓下去並且繼續激化，讓他們將來無法用“反英”來作為外套，掩飾現實的矛盾。
沒有親英的大地主、大商人的家產、土地；又要把西部邊界確定不能向西墾荒。
劉鈺倒是要看看，這群人能玩出來什麼樣的花活。
或者說，他想看看，“盎格魯撒克遜人平凡而偉大的民族性”，是否真的存在。
到底是“無代表、則不納稅”的理想主義者多？還是“不想納稅”的現實主義者多。
以及，沒有把“分了地主的田地”這件事，披上一件“他們是親英派賣國賊、所以沒收他們的財產家產地產是合理”的外衣後，那些想要土地的人，會不會也出李自成、黃巢、張角等英豪？
總的來說，一個國家的曆史機遇期是很短暫的。對北美，或者說美洲而言，如果曆史一切不變的話，1815年6月18日之前，才是他們的機遇期。
必須要在這個機遇期之前，通過諸如《禁運法案》等政策、以及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讓買辦資本和商業資本流向工業，打下製造業基礎。一旦錯過這個機遇期，那就相當困難了。
而現在，一切都發生了改變，大順的參與讓北美人民麵臨的困難增加了：屆時，他們不但要反宗主國，還要反國內的買辦和地主階級，還要反帝國主義的幹涉。
現在坐在這裏和大順談判的、即將成為按照“奧爾巴尼會議原則”成立的十三州議會中的絕大多數人，也即是大順正在扶植的這群人，其階級上的性質是非常清晰的。
買辦。
大地主。
大奴隸主。
即將在東西方同步工業革命和工業化過程中原材料產地受益者的種植園主。
大順談判代表的態度，也將這種態度表達的很明確。
即便大順剛剛才在南方襲擊了種植園，解救了一批奴隸。
但是，既然這群人沒有辯經，那麼大順這邊也沒有辯，甚至故意不提解救奴隸這件事的正義性。
這也算是雙方的一種無言的默契。
如果，北美這群人，和大順談由《托爾德西裏亞斯條約》所引申出的“非基督教國家皆遵循發現即占有原則”的所謂《國際法》。
那麼，大順這群人，也一定會拿奴隸、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權等問題說事。
他們既是有點腦子，沒有當著大順的麵，談所謂的《國際法》。
那大順這邊也就投桃報李，沒有當著這群大買辦、大地主、奴隸販子的麵，談相應的一些在大順談爛了的問題。
固然，大順現在還是君主製，社會依舊是地主所有製的封建社會。
但是，均田、反對任何形式的奴隸製、反賤籍製度，一直是大順內部的政治正確。
做不做是一回事。
但談均田、土地國有、減租減息這些事，在中國的曆史上，除了一段比封建王朝還惡臭反動的時期，大部分時候是都不會被槍決的。相反，很多士大夫也會嘴上支持，即便他們不可能去做，但嘴上支持肯定是沒毛病的。
你有你的“國際”法，我有我的政治正確。
隻不過，既是北美這群人不談所謂國際法，大順這邊也就不談他們的政治正確便是。
大家心照不宣：隻要你們乖乖聽話，那麼我們未必真的要解救奴隸。可你們要是不聽話，那就不好說了。你看，南邊有奴隸，北邊還有法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