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同為三代時候兵家的《六韜》和《孫子兵法》，彭不悔發現二者的風格完全相反，《孫子兵法》局限於討論軍事領域的戰略問題，而《六韜》則更多的關注超軍事領域大戰略問題。如果說《孫子兵法》是軍事戰略方麵難以逾越的理論高峰，那麼《六韜》則大戰略方麵難以逾越的理論高峰。
彭不悔當然不知道，這背後的原因是，孫子兵法完全是華夏人族的首創，是對人族社會開始良性發展後軍事鬥爭出現的必然理論神話，孫子兵法實際上談的是人心人性的問題。而六韜完全乃至另一支高度發達的人族文明，甚至不完全是元帥所在的堅裏梅，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九天玄女所在的另一支人族文明。那麼裏麵包含的思想，則更為複雜和有深意。不過這些都被好大喜功喜歡貪天之功的玉清聖人忽略，他老人家認為不論來自哪裏，隻要經過他的手，隻要是適合人族的，那麼就可以甩給姬周。否則讓姬周遵奉道德，真正豎立起神人之外，第三條發展道路，仙道也就是天道談何容易，自己又哪有那麼些精力去開創這些？索性就拿來主義，隻要和天和道能夠挨得上邊的，就盡管用之。
所以在彭不悔等人看來，《六韜》更玄妙，內容更汪洋恣肆一些，它要求君主清心寡欲，勤勉治國，至於民眾是否要這樣則未必，治國的關鍵在於因勢利導，順應民心，此乃典型的黃老道家治國之道。《六韜》有著非常深刻的治國思想，從某種意義上看，《六韜》不僅僅是一部兵書，也是一部治國安邦定國的政治著作，其治國思想體係大體上屬於黃老道家，提倡無為而治 。
《六韜》對理想的治國境界作了描述，“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百姓戴變於形;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聖人聚人而為，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要達到這容家個理想的治國境界，《六韜》提出“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 。”
《六韜》治國思想的基本思路是聖賢的君主通過使用賢能之人治國，並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內聖外王學說相媲美的治國戰略思想，即“心以啟智，智以啟財，財以啟眾，眾以啟賢，賢之有啟，以王天下。”要通過修煉個人心性以獲取智慧，通過個人智慧來獲取財富，通過財富來獲取眾人擁戴與歸附，從擁戴歸附自己的眾人中獲取賢才，通過賢才來提高自己，這樣就成為一個良性循環，遇到一定的時機，就以行動以獲取天下。《六韜》強調以道以智治國，在競爭激烈的春秋戰國時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國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
《六韜》治國原則:“無為而治”《武韜·文啟》中當文王問太公“聖人何守”時，太公道:“何憂何音，萬物皆得;何音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複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明彰。”聖賢遵循“無為而治”的原則，天下也因之潛移默化。《六韜》君主治國應當“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誌，從事乎無為”。無為乃是君主治國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則。《文啟》將國君能否掌握與推行無為政治視為其優劣的條件，“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說最上等的聖人是會運用清靜無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為的統治者隻能造成天下的動蕩。、這充分說明了《六韜》對道家無為思想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