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在清朝官僚內部掀起了一股辦洋務的熱潮。所辦洋務，包括對外交涉、通商，編練新式海陸軍，開辦工廠、礦業、鐵路、電報、學堂等。過去的史書，把這些活動稱為“同光新政”，意思就是在同治、光緒年間舉辦的“新政”，這些活動也就是洋務運動。
經過太平天國起義的打擊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再次被外國侵略者打敗，清政府一部分有點兒眼光的官僚，感到他們麵臨一個大變局，如果不謀求對策，清王朝的統治就難以繼續下去。洋務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影下出場的。
“洋務”一詞，是從“夷務”二字演變而來的。“夷”在中國古史上，屬於賤稱，它或者是專指居住在東方的夷人，或者是指華夏之外的四方異族。總之，“夷”含有沒有被文明教化、愚昧落後的意思。
到了明清之際，歐洲人遠渡重洋而來，“夷”的範圍也就擴大了，中國人把這些遠渡重洋而來的西方人也稱為夷，如“紅毛夷”、“白夷”，而他們所帶來的東西，又常常加上一個“洋”字，如“洋錢”(銀元)、“洋藥”(鴉片)之類。到了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開始把對外貿易、交涉等事務、統稱為“夷務”，同時又稱為“洋務”。
把歐洲人稱為“夷”，自然反映了中國傳統的自尊自大觀念。為此曾引起一些來華的洋人們的不滿。還在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胡夏米，因上海的地方官員給他的批文中有“該夷”字樣，便上書抗議，說英國“不是夷國，乃係外國”，稱“夷”是對他的“淩辱”。當地的地方官員在複函中改“該夷”為“該商”，胡夏米才沒有再說什麼。
到了1840年，懷著征服中國野心的英國侵略者表示，不能再容忍用“夷”來稱呼他們了。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談判期間，英國的全權大臣璞鼎查對清政府的議和代表耆英、伊裏布說：“夷事不美，今後不要再用。”當時在場的前吉林副都統鹹齡在一旁搪塞說：孔子曾經說過，舜是東夷的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兩人都是中國古代的英明君主，“夷”有何不美?這幾句話反映了昏頭昏腦的清朝統治者在戰敗之餘，還想在文字上維護自己的“天朝體製”麵子，表示自己在內心中是瞧不起英國人的。
但英國人並不是那麼好糊弄，他們堅持原議，雙方為此爭議了很久。後來還是清政府讓了步，在《南京條約》及附件中，都沒有出現“夷”字。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英、法聯軍占領了廣州，當地的官廳迫於外國侵略者的壓力，公開以“洋務”來代替“夷務”。在這時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中明文規定，不論是京城內外，凡是英國人，中國官民都不得以“夷”字相稱。侵略者的意誌在炮口下變成了條約的條款，誰叫中國落後呢?
叫慣了“夷人”的清朝皇帝，一下子還改不過口來。不久，鹹豐皇帝在一道上諭中又用了“夷”字，被英國全權大臣額爾金知道了。額爾金立即抗議清政府破壞條約。清朝政府負責同額爾金談判的欽差大臣桂良，頓時慌了手腳，隻得一麵應付額爾金說，今後一切按照條約規定的辦理，一麵要求軍機處今後在發布有關“夷務”的文件時，一定要注意不出現“夷”字，以免引起麻煩。因此，清政府的官員們盡管不習慣，但還是逐漸地把“夷務”換成了“洋務”。
隨著中國不斷被西方列強侵略，清政府同洋人的交涉也越來越多。1860年冬，清政府一度設立撫夷局於北京的嘉興寺，調派滿漢官員輪番到局辦公，處理對外交涉。不久，清政府發現這個名稱不妥，隨即改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為主持洋務的中央機關。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清政府根據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的建議而設立的。1861年1月，奕等三人給皇帝上了一份奏折，提出了六條建議。建議的主要內容是：
一、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二、分設南洋、北洋通商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