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臨時的教室安排中間的那幢教學樓的第三層，進教室的時候略微的掃視了一下，似乎就是我們六個人沒到。我們在全教室人的注目禮中走到最後一排坐下。六個人中就我一個人手裏捧著書，當下一人一本剛好平分過來。
說是複習，其實真正複習的人少之又少。新朋友見麵總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先是一陣羞澀，漸漸的有話題了，然後開始交談、了解。不知不覺中感情就生出來了，咦，這人不錯，值得交往，於是話就多起來。這一說，便猶如黃河水泛濫，一發不可收拾。往往是手裏捧著書，但是目光卻是流連在別人的臉上，嘴裏說的也是暑假裏乃至更前的時間裏的家長裏短。所以真正看書的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大家的眼裏，如果那個時候還有人真的在看書的話，似乎就是怪胎一個，立馬會被當做“不合群”的典範。
複習的兩天也少有老師來教室。兩天時間就楊老師來過一次，而且一句話沒說，在教室裏停頓不到五分鍾，然後就哪兒來哪兒去了。似乎那完全是一個自主的過程，沒有人幹涉你，看書、說話、打鬧，全憑你喜好，隻要你始終頂著考前複習的旗幟就好。
雖然複習時的管理很鬆散，但是分班考試卻弄的極其嚴格，所有的程序和中考幾乎無二。一個考室三十人，兩個老師監考，一前一後。從進考場開始到考試結束，兩個老師像是在草原上巡視自己領地的狼，目光犀利、毒辣，隻要稍有風吹草動，他們便會立刻豎起一雙尖尖的耳朵。那是憤怒的表征，是敵人侵犯其威嚴時的捍衛。
那似乎是一場不可撼動的聖戰，表麵上我們是陣前的戰士，我們在為前程奮戰。但其實，那次真正的戰士是學校，是那些老師，他們在為了捍衛他們的“甄選的標準”而戰。而坐在考室裏的我們就隻是一群可憐的陣前卒，理論上我們所有人在爭取，但實際是我們之中更過的人都是為了成全，成全那些可以被擇出來的學生。
有選擇就意味著要見分曉，醜媳婦埋的再深也終是要見公婆的。那次的成績很快就出來了，勝利的高唱凱歌，失敗的卻是更多的人，可是也沒有人怨言，頂多說一句“手氣不好”之類的話。而所謂的手氣不好也就是在扔紙團的時候沒能扔到那百分之二十五的勝率。
當時我們高一是十八個班，每個班六十多人，整個年級差不多一千二百人左右。而“火箭班”隻設兩個，一百二十人。所以失敗是屬於大多數人的。
我們６０１居然有兩個人分數夠了“火箭班”的標準，鄭可一個，另一個則是我。但是我沒有選擇“火箭班”，我申請進了平行班。最後我被分在七班，佟勇、陳龍和我一起，而我們的班主任居然還是楊老師。李光明和肖聰敏分在十四班。
考試後的第二天，我們第一次進新教室，發書順帶選班委。
我們去的比較早，因為想要選擇了教室最後麵的位置。當時那樣選擇其實就是為了在後麵的學習中可以多一點自由，少一點老師的關注。但是後來的發展卻有些事與願違，我們選擇的那個位置成了老師的目光最常光顧的地方。當時我們很奇怪，難道這也是我們享有的優待之一？不過高考以後看了一本心理學的書之後我才明白，那其實不是老師的故意所為，而是因為我們剛好選擇了一個在他們視線範圍內的位置。那時候才知道站在講台上的老師的視角的確是有盲區，但是盲區卻是在第一排以及教室的最左邊和最右邊三塊區域，除卻這三塊區域以外的所有位置都是老師的正常視角。可當時我們不知道這些，我們隻認為教室最後麵是與講台距離最遠的地方，於是義無反顧的做了那樣的選擇。
我們坐定之後，其他的學生才陸陸續續的往教室裏走。當時發現了一個問題，走進教室的似乎女生占多數，男生寥寥無幾。原以為這是當時社會趨勢的分布，不過後來走訪得知，我們那是整個學校裏唯一的一個“陰盛陽衰”的班級。
佟勇和陳龍一進教室便趴在了桌子上，睡眼稀鬆，但是我知道他們一定沒有睡著，指不定他們在瞅些什麼呢。我沒他們那麼多的閑情逸致，獨自把目光拋向了窗外。
果不其然，我的猜測沒錯，我聽見佟勇把聲音壓的極低，“聾子（陳龍），快，快，那女的，那女的，超級大波。”我沒有回頭，因為我能想象到那時候佟勇的表情，兩嘴微翹，兩簇眉毛上下跳動，桌子下麵的腿不停的抖著。這是男人見到美女或者是特女（構造特別的女人）時的普遍反應，雖然那時候的六個人中隻有我十七歲，其餘五個都是十六，在理論上把他們歸於男人一列似乎牽強了一些。可實際上佟勇和陳龍早已經完成了男生到男人的過渡，所以他們的某些反應已經可以代表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