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葉公好龍式的讀者
一、為什麼讀王陽明
我一直以為，今人對王陽明的熱衷頗有幾分荒誕，倘若他們當真了解王陽明的一生成敗以及陽明心學的真實含義，當初的熱情會不會在轉眼之間煙消雲散呢？
王陽明似乎是被當作今天意義上的“成功人士”崇拜的。人們歎服他的烜赫事功，至於他的學說與品德，看上去隻是輔助他成就事功的工具。太多人之所以在這個充滿誘惑與競爭的時代甘心拿出一部分本可以用來獲利或休閑的時間沉潛於故紙堆裏，涉獵一點陽明心學，隻是因為幻想著可以由此獲得王陽明借以成功的思想利器，使自己變身為成功人士罷了，至少也要比當下更成功一點。
這樣的想法究竟有幾分可靠呢？我很想率先交代一個發生在金融行業裏的真實故事：在我所生活的城市，據2014年官方統計的收入排名，金融行業穩居榜首。高收益自然伴隨著高風險，某位金融精英用以應對風險、緩解心理壓力的措施是頗有幾分代表性的：拜一位“大師”為師，每有斬獲，便不吝名車、豪宅向“大師”進貢。事情的第一個蹊蹺之處在於，所謂“大師”，自當是修為高深、雲淡風輕、視金錢如糞土的人，怎麼可能像凡夫俗子一般貪戀物質呢？而且，如果他真的有能力指點學生發財，這樣的指點豈不是使學生在物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與超凡脫俗的高人境界南轅北轍嗎？
我有幸聆聽過這位“大師”的解釋：“你們修為太淺，很容易被錢財腐蝕心靈，所以多餘的錢財自然應該奉獻給我。我已經有了足夠的修為，錢財無論多寡，都不會對我的心靈造成任何損害。”
好的，在我們失聲發笑之後，不得不承認在這短短的一番說辭裏竟然隱藏著高深的理論素養和無懈可擊的邏輯，儼然有古之儒者的風範。儒家經典《禮記》有這樣一段話：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禮記·儒行》）
這段話描繪出儒者的經典形象：他是自信滿滿的原則主義者，隻依據內心原則做事而不計成敗。任你用金錢和聲色犬馬來包圍他，他也不會做出有虧於道義的事情；任你憑借人多勢眾來脅迫他，甚至以死亡來恐嚇他，他也不會有半點動搖；如果遇到猛獸，他會以全部勇氣出手相搏，全不在乎力量的懸殊；如果需要拔山舉鼎，他也會當仁不讓，全不管自己到底有多少氣力；他既不會對過去的事情後悔，也不會預估將來的風險，始終保持威嚴的容止，遇事不會改變既定的謀劃……儒者的獨特之處正是在這些地方啊。
不難想見的是，如果我們把《禮記》的這篇文字當成一段心理側寫的話，我們會相信這是虔誠的宗教人士才有的樣子。在任何雲譎波詭的環境裏，無論是古代的宮廷鬥爭還是現代的金融賭博，這樣的心理素質無疑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成功要素。而假若它是可以被購買的，我相信願意一擲千金的人絕對不在少數。那位金融精英從“大師”身上以名車、豪宅所換取的，歸根結底其實就是這樣一種東西。換言之，“大師”的存在無論是否真的具有逢凶化吉、指引金光大道的意義，至少使人相信了這些意義的存在，從而擺脫了各種患得患失的糾結和焦慮。
你對一位“大師”的信心越足，你的心靈安定感就越強，應對不確定事件時的心理素質也就越好，這就是“心誠則靈”的道理。雖然從客觀角度上看，“精誠所至”的付出未必就會導致“金石為開”的結果，但隻要你真的“精誠所至”，至少你會相信“金石為開”的結果已經出現或者終將出現，即便你一敗塗地，也比旁人更容易找到寬慰自己的理由。
正如理性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生存優勢，非理性也有同樣的甚至更為重要的意義。當我們以十足的理性態度對各種“大師”之流滿懷譏諷的時候，不要忘記人類倘若沒有這些愚蠢之流，人類的心理機製倘若缺乏這種欺騙與自我欺騙的能力，那麼心理崩潰將會成為最致命也最普遍的痼疾。
幸或不幸的是，對於太多人而言，王陽明正是這樣的一位“大師”，何況他的成功經曆早已為他的學說做出了可信度十足的背書。人們總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所以無論是同在大儒級別的朱熹也好，為王陽明開學術先河的陸九淵也好，他們的生平與學說在今天的大眾市場上已經很少有人關注了。原因就是這樣簡單：他們都不是“成功人士”，所以他們的學說不值得認真對待。
是的，我們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一個人的“成功”和他的“成功經驗”之間的聯係遠不似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緊密。
二、驚人的預言與預言家的“成功經驗”
《左傳》，為王陽明所熟讀的儒家經典，記有這樣一段史事：賣主求榮的子伯季子與舊主的家臣許公為狹路相逢，就在這個你死我活的緊張時刻，許公為氣定神閑，請對方先向自己射箭。這裏需要交代的背景是，春秋時代是標準意義上的貴族時代，雖然淪落到禮崩樂壞的邊緣，但騎士精神仍然是社會的主旋律。當武士交戰，須以箭術決勝負的時候，默認的規則是一人一箭交替射擊，直到有一方被射中為止。所以先射的人總是占便宜的。許公為之所以主動請對方先射，甚至請對方連射自己三箭，理由非常擲地有聲：“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他堅信世界上存在著正義必勝的法則，那麼，子伯季子既然站在正義的對立麵，就算讓他先射三箭，他又怎麼可能射中自己呢？
我們不得不佩服許公為對正義天理的絕對信心，而事情的結果也完美地證明了他的正確：子伯季子連射三箭，連許公為的衣角都沒有擦到，輪到許公為發箭的時候，隻一箭便結果了子伯季子的性命。（《左傳·哀公十六年》）
當然不乏從中讀出信心和正義的力量的人，即便是頭腦最簡單的讀者，恐怕也不敢斷言許公為對正義的這份信心會保證他在將來的戰鬥中還能夠繼續克敵製勝。那麼，我們不妨大膽地設想一下：假如真的發生了連戰連捷、百戰百勝的情況，會不會動搖我們的想法呢？
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時代並不罕見。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過電話營銷的騷擾，有一類營銷手法是這樣的：不斷向你預測股市漲跌，在贏得你的信任之後，再向你推銷某種理財計劃。如果電話另一端的這位營銷者每次都能夠準確預言股市的漲跌，譬如一連十次，那麼定力再好的人也難免不為之心動。合理的推測是，這家營銷公司要麼掌握著絕對高級的股市分析技術，要麼在多家上市公司裏都有絕對可靠的內線，總不可能隻憑運氣做出百發百中的預測吧？
然而事實上，這真的隻是運氣，或者說是一種並不複雜的概率遊戲。
這樣的操作手法被稱為“倒金字塔騙局”：騙子組建起一個電話交易公司，給每一個“顧客”打電話，為他們預測股市走向。譬如騙子會從電話簿上隨機選取一千個營銷對象，向其中五百人預測股市會漲，向另外五百人預測股市會跌，那麼無論如何他們都會說對一半。接下來他們再打電話給接到正確預測的那五百人，故技重施。在這樣的周而複始之中，隨著目標人數每一次減半，剩下的那些“幸運兒”自然會對騙子的預測能力篤信不疑了。
德國作家羅爾夫·多貝裏設計過一個與上述騙局相當類似的思維實驗：“我們假設有一百萬隻猴子在股市上投機，它們瘋狂地、自然也是純隨機地買賣股票，會發生什麼事？一年後，約一半猴子的投資都賺錢了，另一半虧錢了。第二年，這幫猴子又是一半賺錢，另一半虧錢。長此以往，十年後大約隻剩下一千隻猴子，它們的每次投資都是正確的。二十年後就隻剩下一隻猴子每次投資總是正確的——它成了億萬富翁。我們就叫它‘成功猴’吧。媒體會怎麼反應呢？他們會衝向這隻動物，去闡述它的‘成功原理’。他們會找到某種原理：也許這隻‘成功猴’吃的香蕉比其他猴子多，也許它坐在籠子的另一個角落裏，也許它是頭朝下吊掛在樹枝上的，或者也許它捉虱子時思考的時間很長。它一定擁有某種成功秘訣，不是嗎？否則它怎麼會有這麼出色的表現呢？一隻二十年來總是做出正確投資決定的猴子，怎麼可能隻是一隻無知的猴子呢？不可能！”
這個思維實驗其實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事實上，倘若猴子操作的是香蕉市場的股票，換言之，倘若它們能夠從股市的盈利中獲得相應數量的香蕉，那麼，哪怕它們隻是猴子，也不可能做到純粹隨機地買賣股票。恰恰相反，它們真的會探索出某些“成功模式”，並且一以貫之地執行下去，盡管身在幕後的我們清楚地知道這些所謂的“成功模式”與香蕉市場的盈虧其實沒有半點關係。
這個貌似荒唐的事實是前輩心理學家斯金納在他的名篇《鴿子的迷信行為》裏揭示的。斯金納設計了一項與猴子炒股極其近似的實驗（真正意義上的實驗），被試對象是八隻處於饑餓狀態、被安置在一隻特製箱子裏的鴿子。箱子裏的食物分發器每隔十五秒鍾自動落下一份食丸，有趣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斯金納的實驗報告如此記錄道：“其中有一隻鴿子形成了逆時針轉圈的條件反射，另一隻反複將頭撞向箱子上方的一個角落，第三隻鴿子不斷重複著抬頭和低頭的動作，還有兩隻鴿子呈現出鍾擺似的動作：它們頭部前伸，從右向左做出大幅度的搖擺，接著再慢慢地轉回來，身子也在順勢移動……”這些此前全然未曾出現的古怪行為當然與獲得食物毫無關係，卻表現得仿佛是行為導致了食物出現。鴿子也會像人類一樣依據時間次序搭建因果關係，它們相信自己在食丸落下之前的某個舉動是導致食丸落下的直接原因，於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食物，它們會不斷重複那些動作。換言之，鴿子變得“迷信”了。
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並不比鴿子高明很多，而我們所追求的事物顯然又要比鴿子的食丸豐富得多。譬如所謂的成功，其實是由極少數我們所能認知的因素以及無數遠遠超出我們認知能力的因素合力完成的，僅僅是因為人心向簡以及過度的自信，才會使我們每每懷著篤定的心，為個人成就梳理出某些一目了然的因果關係。即便金子總會發光，我們的肉體凡胎也不可能真的像金子那樣挨過被發掘與被錘煉之前的那億萬年的暗淡歲月。而曆史，無論史官還是當事人的記載，都是由記錄人的主觀認識框架，即自覺或不自覺的因果視角、完形視角、取舍偏好、價值偏好等等一一過濾後傳播給我們的。
這樣的看法難免會有一點虛無主義的嫌疑，但我還是願意援引我在《隱公元年》裏表達過的一番態度：“我更傾向於認為曆史是作為一個個獨立的片斷模糊地呈現在我們麵前的，任何有意無意地在不同事件之間搭建因果關係的努力都必須審慎地把所有的可能性考慮在內，而後者在史學的範疇內往往隻是不可能的任務，遑論那些對曆史人物求之唯恐不深的心理分析。這些努力雖然會為人們提供很多所謂人生感悟與曆史借鑒，卻常在獲得文學色彩和實踐價值的同時丟失了曆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嚴肅意義。換句話說，這些因果關係與感悟、借鑒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基於敘述者及閱讀者本人的思維模式，最終成型為一座座風采各異的沙上之塔。而時間久了，曆史便成了一部觀念的曆史。”
三、子產的知識·經過實踐檢驗的未必就是真理
容我再次引述《左傳》的一段記載：鄭國執政官子產到晉國聘問，適逢晉平公臥病。晉國執政官韓宣子接見賓客，私下裏對子產說：“寡君臥病，已經三個月了，所有該祭祀的山川神祇都祭祀過了，病情卻隻有加重而不見減輕，現在寡君又夢見黃熊進入宮門，您知道這是哪種惡鬼在作祟嗎？”
子產答道：“以貴國君王的賢明，又有您作為執政官治理國家，哪裏會有惡鬼作祟呢？黃熊並非惡鬼。古時候，夏朝的始祖鯀被堯帝誅殺於羽山，魂魄變成黃熊進入羽淵，成為夏朝所祭祀的神祇，夏、商、周三代祭祀不輟。如今晉國作為諸侯盟主，怕是遺漏了對他的祭祀吧？”
韓宣子於是祭祀鯀神，晉平公果然痊愈，滿懷感激地賜給子產兩隻珍貴的方鼎。（《左傳·昭公七年》）
子產並非愚夫愚婦，恰恰相反，他非但是孔子的偶像，或許還要算是整個春秋時代最為博聞強識的君子。他掌握著非常豐富的關於鬼神的知識，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學者型官僚。我們以現代的知識水平，當然會說子產對黃熊的解讀與晉平公的痊愈之間毫無因果關係可言，隻是一種可喜的巧合罷了，至多是發揮了安慰劑效應，但是，類似的事例其實充斥於《左傳》所呈現給我們的春秋世界。換言之，《左傳》正是以這樣一整套知識體係來解讀全部二百四十四年春秋曆史的，條理明晰，邏輯自洽，很難激發起缺乏現代知識體係的讀者的半點懷疑。
通觀子產的生平事跡，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鬼神知識一次次破除過群氓的“迷信”，又一次次成功解決過類似黃熊事件的棘手問題。他是一個極度自信的人，當然，他似乎也有十足的資格擁有這份自信。即便是依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條在今天依然生效的至理名言，我們也必須承認子產所闡述的“真理”確實已經無數次成功地經受過實踐檢驗了。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王陽明和子產屬於同一類人，他們都自我培養出了一整套特立獨行的知識體係，並且應用這一套知識體係在政治的鱷魚潭裏過關斬將、披荊斬棘。接二連三的成功不但使他們更加自信，還為他們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然而事實上，在成功的主觀層麵上，起到作用的與其說是那套知識體係的內容本身，不如說是當事人的極度自信。
四、信心是重要的，信什麼反而無關緊要
自信，從來都是積極人生以及通往成功之路最重要的一塊基石，而無論你自信的內容究竟是什麼。虔誠的宗教信徒之所以總是比普通人更容易挨過各種生活難關，在大樣本統計數據上的自殺率也明顯比普通人低，歸根結底就是這個道理。至於他們所信仰的神祇究竟是《舊約》中的上帝、《新約》中的耶穌、印度的佛陀、藏傳佛教中的大日如來還是民間傳說裏的八仙，反而——至少在上述意義上講——並不那麼要緊。
有一則心靈雞湯性質的故事道出了問題的真諦：一位喇嘛途經一座偏僻的山村，遠遠地看到一間破敗的茅屋，四周大放光明。喇嘛心中驚異，知道這裏一定住著得道高人，於是改變了原有的行程，特地到茅屋拜訪。茅屋的主人是一位獨居的老婆婆，年輕時學誦六字大明咒，天天虔誠念誦，至今已有三十多年。
喇嘛了解到，這位老婆婆的全部修行隻是持之以恒地念誦這一句六字大明咒，此外無他，隻可惜她的文化程度不高，竟然將“唵嘛呢叭咪吽”的最後一個字認成了“牛”。喇嘛好心地糾正了老婆婆的發音，然後才放心地告辭了。
數月之後，喇嘛故地重遊，再看那茅屋的方向，先前的赫赫光明竟然消失不見了。喇嘛大驚失色，恍悟是自己的一句話使老婆婆三十餘年的篤信生出了裂痕，當下急中生智，找到老婆婆，說：“我之前隻是試探你的誠心，其實你原先的讀音半點不差。”於是，當喇嘛再次告辭上路，回望那座茅屋的時候，先前的光明果然重現。
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倘若在宗教體係之外加以解讀，將茅屋的光明理解為人生的幸福感，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幸福感與信心和確定性的程度是高度相關的，與信心和確定性的內容卻關聯不大。
如果說有誰會對這樣的結論大發雷霆，那麼玄奘大師顯然會是我們想到的第一個人物。經院哲學家不能容忍細小的翻譯錯誤，於是不惜曆盡千難萬險去佛教發源地求取真經。玄奘和那個老婆婆究竟孰是孰非，這竟然也可以是一件見仁見智的事情。“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裏所發出的這番貌似有點憤世嫉俗的感慨，在今天看來竟然完全是對心理事實的客觀而準確的陳述。
五、從人生福祉的意義上講，的確可以說“心即一切，一切即心”
“一個又漂亮又靠不住的男人，多麼容易占據女人家柔弱的心！唉！這都是我們生性脆弱的緣故，不是我們自身的錯處；因為上天造下我們是哪樣的人，我們就是哪樣的人。”這是莎劇《第十二夜》女主角薇奧拉的經典台詞，以樸素的語言道出了人性的真諦。
每個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追求幸福感，這就是我們被上天所造就的樣子，或者說是人類的天性，甚或是每一種生物的天性。天性相通，故而“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眾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對這些稀缺資源競爭不利的落敗者們自然就會另辟蹊徑，最簡單直接的辦法莫過於對客觀事實換一種解讀方式。這類辦法，等而上之者我們稱為哲學，等而下之者我們稱為阿Ｑ精神。
而這類辦法之所以成立，基於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即幸福是一個純粹主觀意義上的東西，一個在外人看來受苦受累、做牛做馬的奴隸在他自己的內心世界裏也可以是幸福的。譬如他懷有對天國的虔誠信念，堅信自己今生的苦難隻是通往永恒天堂的短短幾級必經的台階而已，而那些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人，他們這幾十年白駒過隙的享樂生涯將要換來永恒的地獄烈火的煎熬，而他們竟然對這樣的結局全然不知，世界上難道還有比這更加可悲可笑的事情嗎？於是當這名奴隸麵對現實世界裏的侮辱與損害時，其自我感覺恰似一位微服私訪的帝王在偏街僻巷裏麵對酒肆老板娘的頤指氣使。
早在兩千多年前，有識之士便已經憑借樸素的智慧洞悉了“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左傳·昭公十年》記晏子語）的真理，而這種“負能量”其實是我們在億萬年進化過程中所保留下來的一種生存優勢，是它保障了我們有更加強烈的衝動參與競爭，即便所爭的盡是一些很無謂的事情。
就那名奴隸而言，對天堂的篤信越強烈，內心的幸福感也就越強。就那位老婆婆而言，對六字大明咒的篤信越強烈，內心的幸福感也就越強。至於天堂是否虛幻不實、六字大明咒是否真的被念錯了發音，通通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幸福的人生需要堅定不移的篤信，很多陽明心學的信奉者所尋求的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感受。
從這層意義上說，陽明心學與其說是學術，不如說是宗教，它所施加給信徒們的，與其說是學術的力量，不如說是宗教的力量。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陽明心學會特別吸引那些較為感性的人，卻很難攻克理性主義者的涼薄之心。我們看到王陽明一些知名的徒子徒孫的生活與治學的做派，或多或少都會聯想到今天的行為藝術家們。可想而知的是，倘若玄奘大師棄佛從儒，並且生活在王陽明的時代，斷然會成為陽明心學在學術上最強勁的敵手。人們對於某種學術、某種宗教或某種價值觀的選擇，往往都是由他的個人氣質所決定的。
至於我自己，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讀者都會知道，大約可以掛上理性主義者或邏輯控這樣的標簽，隻懷有單純的、偵探一般的求真趣味。所以，由我這樣一個人來講述王陽明的生平與學說，一定會令一些感性氣質較強的人大感不悅，幸而這世界上總還有少許更加偏於理性趣味的讀者。
六、為了擺脫焦慮，我們總會賦予世界秩序和意義
從老婆婆和喇嘛的故事裏，我們可以分析出宗教生活的兩大基本特質：意義化和秩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