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細心讀者會發現，他曾多次談到“知行合一”這個詞。比如：2013年7月，他在河北省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在部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同年3月25日，他在法國《費加羅報》上發表《特殊的朋友，共贏的夥伴》，其中談到，中國人講“知行合一”，法國人講“打鐵方能成鐵匠”，都強調要把思想轉化成為行動。……
“知行合一”是明代王陽明學說的立學宗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資源之一。
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紹興府餘姚縣（今浙江省餘姚市）人，明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因青年時期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為一處山穀，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論道講學，故自號“陽明子”“陽明山人”，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幼年即立誌為聖
賢，早年研習過儒、釋、道各家學說，後歸於儒家，完善了自孟子、陸九淵以來的心學體係，為儒家心學的集大成者。他闡發的“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等理論，成為儒家哲學的一座巔峰，迄今無人能夠超越。
但是，陽明絕非人們印象中的迂腐道學家，他的學說主張是“活潑潑”的，是崇尚完美的人格修養與個性解放的。他重視實踐，主張“事上磨練”，在從政、統兵的過程中貫穿著“知行合一”的思想，創造出優良的政績，立下了顯赫的軍功。《明史·王守仁傳》評價說：“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守仁者也。”他一生仕途坎坷，多遭磨難，受廷杖、遭流放、被皇帝猜疑、被權臣排擠、被奸佞構陷，然其心中自有“良知”之學充溢，故能將這些危難一一化解。他的弟子在《年譜》中說，陽明在巨大的逆境之中，“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陽明也曾自言：“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錯，陽明正是在無數磨難之中，始終堅持對聖賢之道的追求，講學不輟，思悟不止，為我們留下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寶貴的精神財富。
五百年來，陽明學說啟迪、影響和造就了無數誌士仁人。明清時期的名臣如聶豹、徐階、黃道周、劉宗周、施邦曜、湯斌、李紱等，都是陽明學說的踐行者；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陳確、唐甄、魏源等，也都是陽明學的擁躉。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宋教仁、陳天華等致力於中國富強的仁人誌士，也都受過陽明學說的影響。毛澤東同誌在青年時期曾接觸過陽明學說，把陽明歸入與孔子、孟子等並列的“傳教之人”；1943年6月，他在劉少奇的一封長篇通信上，寫下了“王陽明也有一些真理”的批語。
陽明學說在明代就遠播日本、朝鮮。日本的陽明學非常盛行，並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精神資源。嚴複在《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中說：“日本維新數巨公，皆以王學為向導。”日本哲學家高瀨武次郎博士也說：“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乃至維新諸豪傑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於王學所賜予。”韓國政治家樸殷植在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中，曾寫過一篇《儒學求新論》，主張用陽明學說改造韓國的傳統儒學，因為陽明學是“簡單切要之法門”，具有“省察法”和“果敢力”，富於“氣節與事業之特著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