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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要從2011年講起。那年我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係。作為一個寫出身的人，趕上影視行業的大潮，動輒一集幾十萬的編劇費相比於一萬字隻有千八百的來說，看起來要誘人得多。
“一集劇本一萬五千字，幾十萬塊；一本幾萬字，幾千塊。這筆賬傻子都會算。”我爸聽我算完這筆賬之後，終於勉強默認我可以棄工從文。之前他堅決讓我學一門工科專業，他說這才叫“手藝”，有手藝到哪兒都能吃飯。寫字？寫字那叫給人賣筆杆子，那是“投機倒把”！這次他卻隻是避開我的眼神，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你自己看著弄吧，這些我也不懂。”這是他第一次在我麵前承認有他不懂的事。我等這個“父權”交接等了二十五年，真到了這一刻，卻略顯失落，因為在這一刻我才體會到，最後能在你麵前認輸的人，都是愛你的人。
總之，我從吉林大學工科艱難畢業，然後削尖了腦袋，憑借著英語和政治成績的天然優勢，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係。這件事算是光宗耀祖了，以致我還沒去上學，我媽就拿來了各種鄰居女孩的照片，讓我有機會就交給各種導演，看她們能不能演戲，然後一炮而紅——後來我才知道她是用這種方式在跟人做交易，想要給我遞照片的都必須買她的保險。關鍵是，那些女孩的照片真是……有點兒差。
我爸吹噓得比較含蓄，一般不主動引起話題，但是萬一哪個不幸的人問起“你孩子是幹嗎的”，他就打開小喇叭廣播站，滔滔不絕，說兒子是北電的高才生，一年能賺幾百萬，雲雲。實際上當時我連自己的生活費都賺不到。
到北電，其實是我人生噩夢的開始。
當編劇各種被坑、無償勞動也就罷了。都說當編劇要熬個三五年，其間是賺不到什麼錢的。當時我還是個年少輕狂、涉世未深的少年，覺得賺不到錢是人生最失敗的事，但是現在看來，那才是最無關緊要的事。
我的改變，是因為2013年底，我爸突然出車禍去世了。
我已經回憶不起來那時候是什麼狀態，當時姑姑和叔叔因為分家產打架之類的，都是模糊的。其間我一滴眼淚都沒掉過，直到給我爸穿衣服。我摸著他的肉，就像是剛剛從冰箱冷凍櫃裏拿出來的豬肉，凍了一半，化了一半。我的第一感覺不是這是在摸我爸的肉，而是覺得這肉質太差了，稀鬆的。
為什麼我爸的肉質這麼差？這是我爸死後,我第一次掉眼淚。
當時我隻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天塌了。我開始活得生不如死，因為我陷入一個悖論：你以後活得越好，你欠父親的就越多。一個原因是我從父親口中得知，他要給我在北京交一套房子的首付——一百萬。他正好攢夠了。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希望我考博士，這樣以後當個老師，又穩定又不耽誤寫劇本。
總之，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認識到世事無常。但是我會設想一個問題，如果我爸的死和我的死選一個的話，我會選擇替他去死嗎？
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給不出答案。並非我不想替他死。從感性上，我想替他死一百次，但從理性上來說，我不敢這樣選。因為六十歲喪失獨子這件事可能遠比二十六歲喪父令人痛苦得多。我不敢讓他承受這樣的痛苦，甚至不敢想象他聽到我死時會是什麼表情。他會氣得把我抓起來弄活，再打死嗎？
關於他的話還有很多，暫且說到這裏。但是關於這個命題，似乎才是這個故事的開始。因為我更害怕發生的事卻發生在我最好的室友身上了——作為獨子，他早逝了。
他叫趙清凱，是我讀研究生時的室友。當時同學們因為家庭條件好，或者是年齡較大，都不住在學校宿舍。所以宿舍裏隻有我們兩個人。我們倆家庭條件都一般，他的可能更差一些，來自山東小城鎮，爸媽都是農民工。
他之所以能成為我研究生期間最親近的朋友，我也能成為他人生中結交的最後一個朋友，是有原因的。我們的成長經曆相似，都是背負著父母對這個社會苦大仇深般的怨恨，被要求報複性地學習，以替整個家庭謀取社會地位和利益，我們的成績都成了一家人唯一的希望。而我們偏偏都是不爭氣的，沒能考到北大、清華之類的名校，沒當上公務員端起鐵飯碗，反而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娛樂行業，朝不保夕。
這個行業本身是個名利場，屬於高風險投資，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基本不會給人安全感，僅存的一點兒希望還都是畫餅充饑。絕大多數沒有背景、沒有家底的平民子弟是沒有條件也不可能被允許從事這個行業的。
清凱的家庭條件更差，可以說是社會最底層，但是夢想“侵蝕”了他的智商，喪失理性的他堅決要考上北京電影學院，連續考了三年。家裏人一直強烈反對，主要是完全負擔不起高昂的學費和在北京生活的費用，所以清凱隻能一個人在北京漂，沒有任何的經濟支持。一年中有半年的時間他都在挨餓，大部分時間每天隻能吃上一頓老幹媽炒飯，以致等考上研究生的時候，他已經得了嚴重的胃潰瘍。
我們倆成了這個名利場裏的異類，有種相依為命的感覺。因此我們比別人要刻苦一些，都會不管不顧地接一些明晃晃騙人的編劇工作。
剛開始我們分在一個寢室的時候，我其實挺看不上他的。第一是他比較小氣，幹什麼都怕花錢；第二是他談到的話題都是些藝術電影，看部電影還經常拿出小本子記筆記；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他“不喜歡”女人，一提到女人的話題就戛然而止，不再接話了。
作為一個從小在工科環境中長大的男生，我完全接受不了最後一點，以致當我懷疑他不喜歡女人的時候，我立即就想搬出寢室——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絕對是一個無法為藝術獻身的人。但後來我才逐漸了解到，其實他是因為自卑，從不敢“妄想”談戀愛，所以早早地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閹割，幹脆打消了對女生和愛情的念頭。
猜測出他這個心理的時候，我其實挺心酸的。自此我就給自己訂下一個目標，就是在研究生階段一定幫哥們兒破處，找回自信和喜歡別人的勇氣。
後來我們倆做編劇幹了一年，錢都沒賺到，卻累得半死。要交學費了——兩萬二，他一直拖著沒交。我本來不好意思跟家裏要錢交學費，也想拖著。但麵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不交學費就無法注冊，不注冊的話學生證和飯卡都不能用。我們倆就沒飯卡了。看著他比較無助的眼神，我張嘴跟我爸要了錢，交了學費。
當時我爸特意囑咐我，去辦一張農業銀行的卡，因為手續費最低，五十塊封頂。五十塊，在北京還不夠打次車的。我記得自己從西土城路學校門口走到知春路銀行大約有五百米，卻感覺像是走人生中最難走的路，走了那麼長，仿佛有兩個小時。
交了學費，我們倆就用一張飯卡。
又過了一年，研二結束，快研三了。我們倆的“事業”還是沒什麼起色。像所有編劇一樣，可能還沒入行，就因為身體原因幹不下去了，有的得了抑鬱症，有的失眠，有的是因為內分泌紊亂而患有各種奇奇怪怪沒聽過的神經性疾病，聽覺的、視覺的，等等——不是精神病，雖然也有人得。
我當時是因為思慮過度，思傷脾，脾太差了，在B超下都幾乎看不見了，所以經常營養不良，頭暈。加上頸椎病等問題，最後我決定找一個公司去上班，這樣生活會比較規律和穩定，也不會再那麼焦慮了。
當時我們倆正準備要一起接個活兒，結果我爸突然因車禍去世，我不得不回家緊急處理，活兒都扔給了他，最後也就不了了之。我在家裏待了五十天，然後就被公司拉回來改一部要開機的電視劇。
給自己公司幹活兒，你是沒權利要任何利益的，沒錢、沒署名，沒人知道這個劇本是你寫的，全憑製片人的一句話，你就得幹，最後能得到多少，還得看老板的心情。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第五十天我回到北京就立即進劇組開會，身上戴著孝就開始替之前不靠譜的編劇寫劇本，還是東北地區的喜劇！我一個剛死了父親的東北人，第五十天就要無償給人寫喜劇。沒人知道，他們看到的劇本中的每一個笑點其實都是我心裏滴的血。
我就這樣被影視公司進行各種無情的蹂躪，而趙清凱依舊找著各種各樣的活兒幹，夢想著有一天能靠一部劇就火起來，成為知名編劇。現在接戲可能一萬塊一集，一般隻能拿到幾千或者一萬的定金，隻要有一部戲火起來，他就可以拿到十到十五萬一集，然後就是二十到三十萬一集了！
每天靠做夢，他依舊堅持著。我們好像約定俗成，養成了一個習慣，嘴上聊的都是上億的項目，但到買飯的時候都不敢挑大肉——誰都不說破，這很可能就是一場真實的“春夢”。
本來以為最壞的也就是春夢了無痕，沒想到卻變成了噩夢鬼上身。
突然有人找趙清凱改一部劇，據說是國內大導演的，然後他緊急去改劇本。趙清凱就住進了條件艱苦的賓館。我們倆的聯係就不太多了，我給他發微信，他回的也比較少，據說他一天幾乎二十四小時都是待命改劇本的狀態。
有一天淩晨兩點鍾他發微信，說感覺自己要死了，在屋裏憋得喘不上氣，坐立不安，於是出去轉了轉。他跟我感慨，這過的是什麼日子啊，都說“保研的過著豬一樣的生活，找工作的過著狗一樣的生活，考研的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怎麼現在考上研了，成了惡鬼一樣的生活了？晝伏夜出，整天像要飯似的。他感覺生不如死。我勸他，身體真不舒服就去醫院看看，調養調養。他說，沒事兒，命賤，沒那麼容易死。
後來過了兩個月，我問他咋樣了。他說，當天休息休息，身體不太好，可能是之前太累了，刷牙經常出血，還止不住。再後來我得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發低燒。他覺得也沒啥事兒，在劇組裏實在是走不開。直到有一天，他說自己尿血了。
這可把他嚇壞了，我說：“你他媽作死吧，這還不去醫院？”
他說：“一定得去了，改完今天要改的十場戲就去醫院。”
晚上我問他是什麼情況，他說不能確診，可能要做個什麼篩查，在劇組等結果，順便改兩場戲。
過了一周多，晚上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他說話有點兒抖，說：“你在××醫院接我一下，幫我轉院，必須得到北京醫院去了。”
我說：“怎麼了？”
他說：“急性白血病，確診了。”
我記得我從公司出來的時候正趕上晚高峰，堵車，就堵在了光華路和三環的交會處——中央電視台“大褲衩”底下。我恍然覺得自己就像是從大褲衩裏崩出來的一個屁。當時天挺熱的，但是我的牙在無法抑製地上下打戰。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了，他怎麼了，或者我怎麼了。
他從懷柔的醫院轉院到北京醫院，這距離他最早感覺到不舒服已經過去三個月了，距離他進醫院已經快十天了。見到他的那一刻，我隻覺得他像一隻被嚇破膽的老鼠，怕光、怕人，跟他說什麼他都會哆哆嗦嗦地艱難回答，好像喪失了作為一個人本能的反應。
趙清凱讓我通知他爸媽。說完這句話，他就拉著我說他不想死。他跟我一樣，並不是怕死，他怕的是——沒法跟爸媽交代。
那一刻，我覺得，我們相遇也許是有原因的，我也徹底相信命了。我說，別怕，人人都得死。說這話時，我自己都不信。情急之下，我開始胡說。也許是為了安慰他，但也是出於真心，我說：“你不用擔心，兄弟你就算是真不行了，咱爸媽也有我呢。”
他說：“有你這句話，我走也放心了。”
我說：“你不會有事的，我還沒幫你找到女朋友呢。”
他爸媽來了，是我去接的。他們的確是農民工的模樣，我站在北京站碩大的站前廣場上怎麼都找不到他爸媽，繞了好幾圈。見到麵，他媽急得都快哭了，隻是不斷地重複一句話：“北京咋這樣呢？北京咋這樣呢？！”
他媽一邊說這句話一邊哭，他爸嗬責他媽：“別哭哭唧唧的，趕緊去醫院。”
好在他這段期間在劇組寫戲賺了幾萬塊錢，最後幾天都扔在了醫院裏。三天之後，趙清凱陷入了重度昏迷。在這期間我除了跑腿，不敢跟他有什麼私下的交流，他之前唯一跟我說過的一句話就是：“別忘了你說過的話。”
如果換作平時，以我們倆的關係，我肯定會說：“你他媽死去吧，我記得比你清楚。”但是以現在的情況，前半句我沒說出口。
趙清凱因為顱內出血，進了重症監護室，當晚就不行了。
他爸媽對我雖然不陌生，可能總聽趙清凱提起，但是他爸明顯對我還是比較警惕的，好像到哪兒都怕被騙。他媽則是個比較沒主意的人，別人說啥她都毫不懷疑。這次我沒有摸到趙清凱的“凍肉”，不知道肉質是否也很差，因為這次是趁他身體還熱的時候就已經給他穿好壽衣了。是我跟護士給他穿的。他爸媽已經在外麵哭得幾乎直不起腰了。
第二天，他們就把趙清凱的遺體火化了。沒有遺體告別、沒有設宴、沒有送行，什麼都沒有，隻有三個人，站在火化室門口等了半個小時。
一個托盤送出一副白骨。因為我比較有經驗，此時的白骨並非像電視裏看到的都是沙子一樣的粉末，完全不是，幾乎還是一副完整的骨架，隻是骨頭很酥，像灶糖一樣，空心兒的。你要按照從腳指骨到天靈蓋的順序，把骨頭放在屍骨袋裏。但是屍骨袋太小，可能隻有兩升的紅茶瓶那麼大，所以你必須把骨頭壓碎。
我剛開始把骨頭放進去，然後開始用力壓，本來沒有主見的他媽立即製止我，說：“你壓他幹啥呀？死了還不留個全屍嗎？”
他爸用憤怒的眼神瞪著我，看樣子就要動手打我。我說：“阿姨，骨灰都得這麼壓，骨灰盒太小，不壓裝不進去的。”
我們為這事兒掰扯了十分鍾，直到周圍有專門辦理殯葬一條龍服務的人開始給別人裝骨灰，才為我說了兩句公道話。
他爸說：“那我來吧。”他爸就開始像搓衣服一樣搓骨頭，還會有一些碎骨頭末兒迸出來，他媽就在一邊撿，說：“你輕點兒啊，你輕點兒！”
我在一邊看著，腦子裏隻有一個詞——“挫骨揚灰”。
裝完骨灰，他們就連夜坐火車硬座回去了，要立即給清凱安葬。
這是我經曆過的最沒有儀式感的死亡。
之前我隻是覺得活著可能是人生最大的事，但是沒想到死亡成了人生最不重要的事。人的價值果然是與死無關的，否則趙清凱的一生就太廉價了。
走的時候，他媽說謝謝我一直照顧清凱，但又眼神渙散、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你說可咋辦呀？”他爸一臉冷峻地嗬責：“什麼咋辦呀？你家沒死過人啊？快走吧！”
兩人進了站台，以致他爸嗬責他媽的時候忘了自己經過進站口要檢票，愣頭愣腦地就進去了。工作人員怎麼喊都喊不回來。他爸被人拉住的時候，還嗬責別人沒有叫他。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轉身就走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一個五十多歲死了兒子的人，讓他不要生氣。按理說我也應該跟他們回去給清凱安葬的，但是同樣作為獨子，作為背景相等的孩子，我怕成為觸發他們難過的人。
斯人已逝，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其餘的事情，如欠清凱一個女朋友，那隻是我自己的事，不要再打擾他爸媽。
我一直不會表達感情，這好像遺傳於我爸，他嘴裏從來沒有一個感性詞彙。那些詞在他嘴裏都有一個統一的代替詞：“沒用的。”有的話，也都是調侃或者諷刺的，如“你在那兒美啥呢”。
本來以為我的人生再也不會跟趙家有任何交集，但我萬萬沒想到，這隻是故事的開始。
2
本來我跟他爸媽約定好，趙清凱的行李什麼的，回頭我給郵寄到他老家。過了一周他們也沒動靜，我就給他媽打了個電話。之前我一直沒勇氣打電話。
他媽聽了之後，有點兒蒙，然後我就聽到電話裏他爸又在罵了。我覺得很尷尬。他媽說先不用郵了。我說：“那不郵咋辦？要不我——”
他爸接過電話，就說：“你先放那兒吧。”
我本來想安慰兩句，可他爸說完就把電話掛了。也許他爸比我還不擅長表達情感，可能連正常的溝通都費勁。
又過了差不多三周，他媽突然半夜給我打了個電話，跟我打聽在北京租房子需要多少錢。我說，多少錢的都有，一萬的、五六千的、三兩千的。
他媽說：“還有更便宜的嗎？”
我琢磨了一下，學校對麵的地下室，一個月五百塊錢，好多北漂的群演啊、製片啊都住在裏頭。他媽聽了這話，似乎聽到了希望。她說：“孩兒啊，那你明天幫阿姨問問有沒有房間，有的話給我訂一間。”
我以為他們還要來北京辦事兒，就說：“那個隻能月租，我給你們出錢住便宜點兒的旅館吧，一個晚上沒多少錢，我來付就行。”
他媽說：“不，要常住。”
我下意識地問：“常住是多久？”
他媽很篤定地說：“不知道呢。”這是我第一次覺得他媽說了一句有主見的話，雖然這句話的意思本身很含糊。電話那端沒有他爸責罵的聲音，我立即明白，很可能是他爸媽鬧矛盾，他媽要來北京，難道是要離婚？
雖然不願意麵對這個問題，但我還是沒忍住，上網查了一些失獨父母的情況。中國保守估計有兩千萬的失獨家庭，而他們會麵臨各種各樣常人無法想象的困難。離婚應該是其中最常見的結果了。也許兩個人情緒崩潰，麵對彼此都會難以忘記那段記憶，要離開重新再過？
我剛要開口問怎麼了，就聽見他爸一聲歎息，卻沒再罵。
我有些怯懦地問：“阿姨，你來這兒是……”
他媽說了篤定的兩個字：“賺錢。”
我曾經設想過如果自己死了，父母會有的一萬種表現，但是唯獨沒猜測到有的家長做的第一件事是要賺錢。
我又問了一句不該問的問題：“阿姨還需要用錢嗎？家裏還有什麼事兒？”
結果我立即從床上坐了起來，渾身從腳趾到頭頂的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來，因為我聽到了趙清凱他媽那句清清楚楚的回答：“得用錢，我們要給清凱娶媳婦……”
淩晨兩點，我坐起來，望向清凱空空如也的床鋪，猶如以往去劇組一樣空蕩。眼前的黑暗裏，我好像又看見他如往常一般，蹺著二郎腿，躺在床上側著腦袋跟我說：“我要結婚了，你得給我當伴郎！”
那是我第一次聽說什麼叫冥婚。
我不了解，這是一種習俗，還是封建迷信。我其實分不清這兩者，因為在我們這代人身上，習俗幾乎沒有了。我甚至分不太清楚中秋和端午的區別，聽說還有重陽節。要不是看路邊的促銷活動，我可能也很難分清過什麼節該吃哪種東西。我基本能清楚意識到的就是聖誕、元旦和除夕，我之前甚至連我爸的生日都記不清楚。
還記得我爸死後，家裏人要給他燒紙，正好趕上城管嚴打，一家人就跟做賊一樣找個路口開始燒。頭七、三七、五七，有各種要燒的東西，什麼望鄉台、靴子之類的，還要燒什麼枕頭，每燒一個東西都有一個說道，要念固定的詞。之前我聞所未聞。
我個人是不信這些東西的，後來因為物理學得比較好，所以信了佛——雖然聽起來有點兒搞笑。信佛是不燒紙的，更沒有燒小房子什麼的。但是當全家人把這件事當成一件非常鄭重的事，如期聚在一起做的時候，我似乎明白了這樣做的意義。
意義可能有兩個：第一個是能為先人做的，除了這個，也沒有別的了；第二個是給大家聚在一起共同緬懷的一種儀式感，因為茶話會或者聚餐的形式不太符合這種場合。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確認自己還記得、他人還記得、大家知道彼此還記得。
冥婚，我是第一次聽說。剛開始我以為是弄兩個紙人紙馬、童男童女，然後再紮一個女紙人燒掉呢。我還想這能要多少錢。而且清凱是處男，給他找女朋友這個諾言，我一直沒有兌現，覺得自己有義務給他安排這件事。
而且既然要給他燒，怎麼也得燒個三妻四妾的，不能讓他在那邊還委屈著。但是等他爸媽一到北京，仔細一打聽，我才知道，所謂冥婚是要找真正死去的女人屍骨與他一起下葬。而且這屍骨也不便宜，竟然要十萬塊，就這個價還是最便宜的。現在冥婚的彩禮比娶活人的都多！
十萬都夠買一台北汽的電動車了，一公裏耗電才兩毛錢，在北京還不限號呢……
我試圖側麵勸他爸媽，我說，斯人已逝，最重要的是能把眼前的日子過好，以後我願意替清凱盡孝，讓二老盡量不要太悲痛。畢竟家裏麵也不富裕，何必非要賺這錢買副骷髏架子呢？何況還不知道這女人生前長得好不好看，萬一清凱不喜歡，鬧離婚啥的也不知道方不方便……
我廢話了一大堆，覺得再說下去可能他爸媽就得把我送去跟清凱一起埋了。他媽泰然自若地告訴我，以前家裏窮，清凱老受同學欺負，來了北京，家裏也幫不上忙。現在清凱走了，他們不能讓孩子這麼委屈著，怎麼也得給他娶個媳婦，要不兩人沒死的時候不安心，百年以後也沒臉見清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