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大災、大疫，是世界上三大“人口收割機”。發生一次，死者少則數萬，多則千百萬。這裏且不說大戰和大災，隻說大疫。在古漢語中，大疫與瘟疫是同義詞，並非鼠疫的專指，而是泛指烈性傳染病。
有人統計，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上，大約留下1700餘次發生大疫的記錄，也就是說，平均兩三年就發生一次。每次發生，正史的記載大都隻有某年、某月、某地“大疫”“大疾疫”等幾個字，但數以萬計的生命都隨著這幾個字沒了！
漢代王充在《論衡·命義》中說：“溫氣疫癘，千戶滅門。”筆者是吃文字飯的，隨手拈出兩個與文學相關的例子。第一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發生瘟疫，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描繪其慘狀曰：“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闔門而殪”就是全家都沒了，“覆族而喪”就是全族死光光。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就有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四人死於建安瘟疫。第二個例子：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北宋首都開封發生瘟疫，城內冥錢蔽天，哭聲動地，死者數以十萬計。著名曆史學家司馬光在《傳家集》中記錄了當時的慘景，寫了《七哀詩》來悼念他的七位友人，其中有三位是《宋史》上有傳的著名詩人——江休複、梅堯臣、韓宗彥。他們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相繼死於這場大疫。
曆史上有的政權的滅亡也與大疫有關。明朝滅亡當然首先在於自身的腐敗，但饑荒與瘟疫又加速了它滅亡的步伐。據《明季北略》記載：崇禎年間京城大疫，“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有棺無棺，九門計數，二十餘萬也。”1232年，來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圍攻金人統治的汴京（今開封），金屈膝求和，剛解除戒嚴，就是一場大疫。據《金史·哀宗紀》稱，天興元年（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一下死了那麼多人，加上病的，哪還有人上陣殺敵？所以，次年金就徹底投降了。
我的家鄉在江漢平原，魚米之鄉，素稱富庶，但在舊社會也深受瘟疫之苦。當地把發雞瘟叫“走雞症”，把人瘟疫叫“走人症”。父親告訴我，有一年“走人症”，全家都病倒了，爺爺見村裏好幾戶人家都死絕了，以為難逃這一劫，便把家裏養的幾隻雞全殺掉，燉了一鍋，準備讓大家好好吃一頓後再死，誰知平時聞著香的雞湯，這時卻一聞就令人作嘔，最後一鍋雞都倒到廁所裏了。也許本家血脈不該絕，最後全家靠運氣扛了過來。這次“走人症”究竟是什麼病？他說不清。當地老百姓所說的“走人症”，指的是不明病因的瘟疫，是不包括天花在內的，因為天花雖然曾經是死人最多的烈性傳染病，但病因清楚，僥幸不死的大多會給人留下一臉麻子。記得小時候，我們村裏一半家庭中都有麻子，有的甚至是一屋麻子，父母子女都是麻子。那時候，在我家鄉一帶，一是麻子多，二是瘸子多。腿不是因為外傷而致殘，而是因患了脊髓灰質炎，就是小兒麻痹症。我家隔壁就有一個。如果你出門上趟街，一般都會看到瘸子，有時還不止見到一個。
然而，似乎就在不經意之間，人們突然發現：不知從哪一年開始，中國就很少有人變麻子了，也很少見到因患小兒麻痹症而變成的瘸子了，還有許多讓人聞之喪膽的烈性傳染病也難得聽說了。母親告訴我：“還是共產黨有狠（方言，厲害之意），連麻子都沒有了。”她的語言很樸實，但說到了根上。
毛澤東主席在《實踐論》中說：“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
據有關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生物技術戰線的科學工作者們同衛生防疫戰線的同仁們一起，通過免疫手段實現了消滅天花，消除脊髓灰質炎，基本消滅了鼠疫、霍亂，有效控製了其他傳染病的發病率。據國家衛健委的權威發布：從1978—2014年，全國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質炎、結核、破傷風等主要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降幅達99%以上。再看下列分類數據：
麻疹，1959年全國報告近1000萬病例，死亡近30萬，至2017年，發病人數已不到6000例，近30年至少避免了1.17億人發病、99萬人死亡。
乙肝，在實施乙肝疫苗接種以前，全國有6.9億人曾感染過乙肝病毒，每年因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相關疾病死亡人數約有27萬人。1992年以來，隨著疫苗的使用，全國約9000萬人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5歲以下兒童乙肝病毒攜帶率從9.7%降至2014年的0.3%，兒童乙肝表麵抗原攜帶者減少了3000萬人。2012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證實我國實現了將5歲以下兒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2%以下的目標。